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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司之神/日本人/日本兴衰/国家兴衰/世界兴衰/中国兴衰

  Ok,在上篇《寿司之神、绅士游戏、日本衰落》之中,本人以历史的进展来说了一下“封神”容易在什么条件下出现。

  从环境背景来聊“封神”。

  本篇讲的则是日本的“封神”文化对日本“衰落”的影响。

  上一篇其实应该叫“日本衰落与寿司之神”,这次才是“寿司之神与日本衰落”。

  

 

  对于“衰落”这件事,需要强调一下——无论是桃军师还是其他人等,都没说“衰落”是指上一次日本经济泡沫崩溃。

  我上一篇文章,讲的是“上一次产业崩溃在特定的社会驱动力下,封神行为出现并可能增强”。

  说的是“上一次崩溃和行业崩溃”,上一次说到日本的经济泡沫仅仅是时间点恰好和绅士游戏有关,是绅士游戏产业变化的一个推动力。经济泡沫崩溃让封神行为更容易被观测到。

  

  这次讲的是“特定的社会驱动力对一个组织在客观世界中的发展规律的影响”,衰落也不是说“上次日本经济泡沫爆破”。

  

  这里的衰落是指一种驱动力,这种驱动力因为特定的社会生活文化而出现或还来不及被淘汰,它是一种“负面属性”,并非一定是导致某些事件的直接导火索。

  

  其实我这里的内容主旨和桃军师的没有太大区别,只是我在一些方面会说的详细一些,也许会有诸位值得看或带来新感想的部分。

 

  明确最基本逻辑:衰落,是指从高到底。因此这一驱动力未必会导致一个组织或者群体“起不来”,但这个驱动力可能会导致“盛极而衰”的“盛极点”的位置就比较低或者维持时间更短,也可能是在盛极之后衰落的加速度增快。

  

  简单来说,具有“衰落负面属性”较多的组织,它也有可能“盛”,甚至经常可以“盛”,但它的历史轨迹看起来总是在坐一个很快的过山车。

  衰落负面属性破坏力较低的组织,它就不太像过山车,倒是更像一座座小山丘,起伏比较平缓。

  

  本文,讲的就是这里的“寿司封神”现象是怎样一种“衰落属性”,它为什么会是一种“衰落属性”。

  

 

  我经济学不好,只能从文字意义上理解欧神说的奥派的“交易就是好”和“不要暴力”。

  因此我只从这两点出发,只是用这两个要点,用清晰地方式描述,仅此而已。

 

  只做定性过程,希望对各位能有所帮助。

 

  首先,我们来看“封神”本身有哪些东西,我们稍稍解剖一下。

  

  封神意味着几件事。

  1封神本身是承认一种固有的地位,这种地位通常是较为稳固的,获利颇丰。

  2神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正确的,或者是“强大到无法违抗的”。

  3神并不一定需要与你交易,或者说它的本质是一种“不可交易”的东西。

 

  这样说过于抽象,我们就以社会上经常吹嘘的“百年企业”“工匠世家”“子承父业”具体的看这三件事的坏处。

  我们就以承上启下的,最为明显的“工匠世家”为例子。

  

  工匠世家里,通常技术最好的“长者”具有近似于“神”的地位。他可以制定规矩,制定规则,但是他本身却几乎不可能遵守规则——或者说,他不能遵守自己的规则。

  他使用规则的方式近乎于命令,是强大到“无法违抗”的。

  子承父业时,如果儿子不愿意,则父亲会用暴力或者冷暴力手段让其屈服——很显然,在上述两种环境的熏陶下,这甚至就不再需要“临场暴力”了,儿子不得不答应。

  双方并不是一种“交易”关系。

  尽管人类成体与幼体之间确实不能完全做到“交易”,但那是人类生物平台的客观局限——“当前无奈的较优选择”未必表示这是最好的选择或别无选择。

就好像人类现在能活70岁,但晚年容易不健康,这是平台本身的局限所致,并不是说“不健康”是好的。

 

  正如人类因为希望自己能长寿,更希望自己能健康长寿而发明出各种各样的续命工具一样,能够更加不使用“强压”而使用“讲道理,讲利弊”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也是教育学探询的方向。

  

  诸如“尊重孩子”“了解孩子”“让孩子有主见”就经济角度而言,本身就是“用交易,不用暴力”的表现。

  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家长都理解成了“有些事情让孩子自己玩去,但有些事情一定要听我的”——其实那些“听我的”并一定是真正的“听”,就是用暴力胁迫。

  我们都明白,并不存在一个东西一定要让“孩子随便玩去”的方面,这只是因为家长感觉到“没法交易,我也懒得交易”而已,不想讲道理。

  而“听我的”部分则很可能没道理,比如说按着孩子学小提琴。

  

  这里面的差异,我们就不谈什么“对孩子有激励更容易学好”之类的事儿了——奥派里面,信息不是没有成本的。所以就算谈道理失败,这些信息还是有可能会被接收,以后就有可能去验证道理对不对或者使用道理。

  所谓的“平等对待孩子”为的是让小孩子敢于传递信息,并且更愿意暴露出自己所需所想,这样可以降低孩子与父母之间的交易成本,摧毁交易壁垒。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所谓先进的家长一边说着“要让孩子有主见”另一方面又“必须做的就得做”的最终教育成果往往是孩子变成小混混。

  为什么呀?因为在“让孩子有主见”的部分,家长往往是撒手不管了,没有信息也没有交易——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小孩子的能力能做的外部交易常常是混乱的。

  但是即便如此,对于这个小孩当时来说,在这些后来看起来“遭坑”的选项中,他依然是获利最大的——因为他能获利的地方,就是“交易”最多的地方。无论是和哥们去纹身还是去找小混混打炮。

  回到家的那些“必须做的就得做”的部分,家长则完全不会传递交易的利弊,直接使用暴力去对付小孩。

  这场家内“暴力”中,小孩完全就是那个“卖炭翁”。

  

  那么小孩最终更容易倾向于什么交易呢?当然是用小混混盈利,避开家里人。

  所以,他们才会独自一人的时候开快车泄愤,泄愤的时候把人撞了,然后因为怕家里惩罚而把倒地的伤者用刀捅死。

 

  如果小孩在家里都是“卖炭翁”,那么他即便在外面也赚的不多,但那还是外面好啊——这就和所谓的“让孩子自由发展”背道而驰了。

  这既不自由,也不发展。

  

  那些叫嚷着“素质教育”的家长,就是把“合理的表明外面不好,提供一个更好的外部交易的”的机会给丢掉,然后把所有积攒的暴力集中释放在几个自己在意的点上。

  那这样当然还不如“所有类型的事儿都可能暴打一通”来的有效了,因为都暴打一通但有时候也提供交易,这本身就是在“重点地方给予利益”,尽管负面激励总体而言依旧是不好的,类似于高税负。但高税负也不一定一个国家就活不下去了,经常挨打的孩子也未必就比平均值差,真正让一个国家不好的是煽动暴力来促进特定的税负,此时这个国家救不会提供真正有效率的服务,家长对孩子也是一样。

 

  虽然这也不是最高效的方式,但是人类在生长过程中总会有一些特别必然的生存威胁,这些家长去“暴力避免”是迫不得已的——比如说你和小孩子讲为什么不要摸电门,就算小孩子不接受你也得揍他。

  

  这就是在“极高危险的地方布设暴力雷区”并在“想要走的路上放好交易奶酪”的做法。

  而大部分“素质教育”的家长,就是在“想要走的路上放满暴力地雷”,然后在那些“可能到处是陷阱”的地方把地雷都撤了。

  人家想走你预定的道路都走不了,因为走了就会被你炸死。

  这就还不如“不想让你走的地方我也看着,不行就暴打你一顿”,“我想让你走的地方,我虽然也经常暴打你,但我到底还是会给你提供一点蝇头小利,至少会和你说明你想要的好处。”

  如果暴力不得不存在,就让它存在,但最好标准一致而且总量较少且尽量减少分类选择性——重要的不是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是犯罪份子在哪儿犯法都可以受到基本等量的惩处。

 

  即便暴力多,也最好不要让它在不同的分类间高度的不平衡,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全局失衡的严重后果。

 

  这和“封神”以及“衰落”的关系,想必大家已经能够“管中窥豹”了。

  

  封神是一种什么行为啊?其实说到底,就是“非交易者也要支持某些东西,直接认可某种方式和路径”,就好像上帝不和你交易,但是你还是一定得去礼拜一样。

  

  如果仅仅是这样还没什么关系,但人毕竟不是神,神不会被打到而人会被打到。

  那些“拜神”的人的最大愿望就是“神能保持原样,就算是喜怒无常也要保持同样的喜怒无常”。

  

  人神能怎么办?如果他不尽可能保持原样,这些拜神的人会不满意——这是实打实的不满意,甚至可能会“以人数壮胆”。

  为什么有人敢在发布会的时候向李彦宏头上倒水啊?就是这样。

  只是日本人在这一点上特别的“容易组织”。

  

  日本人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封神”的民族,别说寿司封神,他们隔几个部门都会搞出个“封神上司”。

  这个“封神”和我们说的“大神”是两回事,我们的“大神”往往是指很厉害而且手段变得也快的人,而日本的“封神”接近一尊“泥菩萨”。

  中国的“大神”,包括“欧神”在内的大神,这个“神”更接近于“你得保持客观上的牛逼,带大家赚钱”。

  而日本的“神”,是以“不变”为存在合法性的泥菩萨——日本人封神,是为了“安定”(中国是“安稳”,神仙你要救人手段也要变,悟空扁你是因为你傻而不是你吃的太好)。

 

  大家可能会觉得“中国人也好像求这方面的安稳”。

  是的,中国的“封神”也是相当厉害的——这和我们都是“集体主义”思想有关,我们会默认某些东西要以“不变”来照顾我们。

  这个“不变”是要求神付出代价的——中日两国都特别推崇“悲情英雄”。

 

  注意啊,不是“战败英雄”而是“悲情英雄”——中日的很多“悲情英雄”放到个人化强一些的国家里去,就更像是“堂吉诃德”。

  

  当然这也是很容易在历史上找到原因的——中日两国都是人均资源稀缺的国家,要想过得好就得发挥出超额生产力,所以对组织术要求非常高,所以才会塑造一个“神”来赶紧固化某些利益分配方式(实际上是生产激励方式)来“爽一波”。

  

  不过由于中国的地盘比较大,资源总量相对丰富,而且我们玩组织术的时间很长,所以我们的组织规模特别大。

  因此中国的“封神单位”平均来看一直在变大,往往都是什么将军之类的“至少挺大的牛逼过”的人。

  

  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中,最好的体现就在于中国人往往对“旧政策”更难放弃,更害怕放弃。

  比如说我们还要搞“民办学校也要摇号”的主意,就是怕放弃“不摇号,那我可能也算是偏一些的地方,那我岂不是要吃亏”?

  但其实我们可以明白,公立学校相对来说对效率的确漠视一些,所以倒是有可能在超量的在偏远一些的地方建设学校。

  可是如果是民办的也要摇号,这样限制一下,如果你真在偏远一些的地方,人家反而更有可能干脆不来这儿开学校了。

  本来那些半偏不偏的地方,公立学校提供良好教育都经费不足,他们是有人供着才活下去。

  你让民版学校也摇号,那他们对于学生的筛选能力就更低了,需要更多的经费来维持目标客户的教育需求……

  这就让民办学校只能被迫提供一种“更加没有针对性,没有效率的教学方式”。这直接导致给钱容易的家庭只能接受不廉价也不如预期的教育。

这还会导致同一产品下必须上涨收费才能抵消风险,这就导致那些原本可以买的起更低一级教育的人反而更难上学。

  即便抛开这一切不谈,最少“老师大规模高效率的识别学生”的能力难以得到锻炼——反正都是摇号的(注意,这种信息价值,类似于之前说过的“和孩子讲道理但没说服”的好处)。

  这就是教育越是看上去“公平”反而老师水平越差的原因——识别不同的孩子是提供相应教学方法的基石,你越是强化“随机”的方法让老师无法锻炼自己的识别能力,整体教师水平就会平均且持续的下降——中国一部分公立学校老师的识别能力特别强,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系统公平,而是因为家长发明了绕过公平机制选择更不公平的方式,这大大伤害了我们社会的总体教育效益。

  公立学校摇号,是国家对于整体人才基础发展的规划需要,因为规模太大所以管不过来才需要这样做。

  但是对于每个经营都尽量小心的民营学校而言,这就只能是浪费其经营能力并大幅度提成本,抹杀其老师的工作积极性。

  这一切坏处,都是要重新掉到家长和小孩头上的。

 

  当然了,大家虽然能看出坏处,但是中国人大体上还是对这种“特别大”的事儿谋求稳定,在大多数事情上还是要么用暴力要么用交易。

  中国家庭里很少有管的很宽甚至管到外面大老远的情况出现——当然如果有些东西特别方便管那也是会做的(比如说搞亲戚),但这大体也不是瞎用,目的和过程大多数时候都还是挺实惠的。

  我们的文化,也就是我们的“群体的生活策略交汇部分的总和”也体现了这一点。

  比如说,我们对于那些管“和自己没有交易”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说别人“狗拿耗子”,要是传播坏话的话还会被说成是“长舌妇”或“泼妇”。

  虽然中国泼妇是挺多的,但是周遭社会个体也有很强的“阻隔”与“反对”意愿,更快的不愿意和“长舌妇”发生交易。

  

  这就是一个“与你有关的交易范围”在文化上的自然限制——超过多少,这个事儿你是交易者的可能性就太低了,跟你没关系。你掺和这种事情不仅傻,还可能把我们也拖进去。

  说的难听点,这是“各家自扫门前雪”,但这也说明了中国人的“权责关系的基本单位,交易的基本组织”在大部分事情上停留在一个“紧密的家庭和近亲范围内”。

  只有很少部分的事情是值得“把手伸的很长去维持传统的”——上学必须“大家看运气”就是值得伸手的部分。

  这就是我们社会的“家长”的责任,但这个家长我们是可以提意见的,不是单纯只能挨打的乖娃。

  

  所以我们要改一个政策其实挺难的,但是社会整体的交易效率和交易信息流动还是非常好的——毕竟被“多管闲事”的次数是相对有限的(我们感觉多是因为中国人口多而且密度大,所以烦心事儿也多。但是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很多国家,比如说欧洲和日本,那我们就少太多了。但是现在一帮人用“这是没有现代意识”来作为幌子来抹黑中国人,但实际上那种所谓的“现代意识”,我们在宋朝甚至更久以前都快玩烂了。那种傻逼兮兮的粗略且直接的制衡谁不会啊)。

  还有,这里说到欧洲,也许你会觉得“欧洲是个人主义的现代起源地,照你这么说人家才不会这样呢”。

  虽然欧洲的确是现代个人主义的起源地,但是他们的组织术水平发展历史太短了啊,所以他们的个人主义在上个世纪的确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可是在上层和中层组织管理跟不上了以后,个人主义就变成了“分裂群众”。各个上下级政客看着“分有坏处但我能捞点好处,合起来,那我没这个能力”,于是就迅速拉起一帮暴力小组织开始搞起“发动群众斗群众”了。

  中国的“选贤任能”虽然有其弊端,但很多时候也是有好处的,比如说“无论是否有能力,我的第一要务应该是想办法把大家合起来,不是赶紧闹分裂捞好处”。

  在中国历史上,“闹分裂捞好处”也是一个“封神”的东西,不过这是个“衰神”,谁通过闹分裂得好处谁就是王八蛋,无论事情能否看懂,但大家干预分裂势力默认为不算“多管闲事”,你不管反而会被鄙视。

这就让中国的分裂思想在组织中的扩散变慢,因为他们至少不能太公开的说了——除非他们提出一种新的“整合或团结”模式,而且这个模式还得到很多人的认可。

 

  当然,反分裂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好处,但是就目前的管理水平来看——以民主集中制来了解分歧,用选贤任能文化来阻止太大分裂,这的确是一种比较好的“制度”与“文化”的协同。

  选贤任能其实就是“大家觉得可以合理的大不相同了”,也就是“有君子品格的贤人”才有资格“君子和而不同”——这不光是品行的夸耀,也是社会职能。

  那些没有很高品性又没有高级贤能的人,只能是“常人和而同”。

  那些有品性但没贤能的人,他们失败了,我们会认为他很可惜(我们默认至少基础款的贤能是可以通过努力得到的)。属于“好人不和,下场同样惨”。

  那些有贤能但没品行(搞分裂,拉山头)的人就是小人,是“小人同而不和”,比如说“和大人”就是典型的代表。

  没有基础贤能也没有日常品行的人,就属于泼妇或者傻逼(类似于欧神文章下面的一些傻逼,他们不具备以上三条的任何一条)。

 

  中国人最不能容忍什么啊?就是没能力的人还想搞分裂,所以我们看到当年蒋经国的时候还觉得能忍,至少对面还有点水平,大家还可以默认“血浓于水”。

  可是菜菜子在全台冒绿光而且搞得一滩屎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能忍了,觉得“一国两智”了。

  因为我们觉得蒋经国是常人。

  小马哥上台以后干的不温不火两面三刀,我们觉得他有点笑人,虽然令人不齿但也有点本事——算你厉害,你先好好过着,你还有用。

  菜菜子上台以后我们会觉得:卧槽你们这么一大帮人怎么搞了这么一个煞笔?你离我远点,出门的时候别他娘的说我跟你认识,丢人,你就说你是我弟弟的外甥的那条狗。

 

  如果是皇权社会不得已跑上一个菜菜子皇帝,中国人最多觉得自己“哎呀,没本事,没种,搞不过”,看别的国家也是一样。

  但如果是现在菜菜子的情况,那我们直接会把对方认为“没有一项最基本的认知能力,退化成亚马逊雨林的黑蜀黍了”。

  

  其实这也是中国人对于“开化”的理解。

  欧洲人是以宗教教条为先导。

  中国人是以个人对组织领袖的判断与客观生活发展为先导。

 

  也就是说,中国人对于一个“文明”是否开化或具有亲近感,主要取决于这个组织是不是也有一种“选贤任能”的“有个基本标准的选拔机制”,以及人民是不是以“生活稳定安康”来评价领导人——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有“安康”标准,但是中国人民对于安康的“审查周期”特别短,一有不好就全体骂街,而大多数国家可以靠虚假的承诺来缓一缓。

  这和我们的组织术水平其实是有关系的,我们的政令从上到下的执行速度是相当快的(除非成本实在不够),所以中国的一个政策在老百姓眼里,它从“制定”到“落实”的平均时间周期就是比较短,审查周期自然就可以短——这种“急不可耐”其实说明了我们的执行效率的基础值本来就很高。

  奥巴马这种忽悠了两年多还没太多人反水,而且整个连任下来能看到效果的没几个,事后评价也还马马虎虎……

  如果这样的领导人在中国的话,大概在他卸任以后,还会成为未来一代人在茶余饭后的嘲笑与批判对象。

  而且嘲笑的不是几个政策,而是他整个人。

  人家总统能10件事情里部分做到5件就算可以啦,中国的10件事情里面部分做不到3件就能被骂十几年。

  中国人对于领袖的要求,是随着历史水涨船高的,很少有国家的大众能对领导者的要求这么高的。

 

  但是呢,欧洲的个人化被分裂并且加上了一堆“保障”法律以后……

  

  你看看那些欧洲白左和右,他们“多管闲事儿”和“集体主义”的程度比我们高多了。

  我们唯一能和他们比的民间组织,大概就是“神风拦狗车”的狗粉组织。

  当然,狗粉组织这样的思潮也是从那边过来的。

 

  我就说个保障“暴力”的法律,比如说管小孩的。

  欧洲很多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青少年保护法案简直是细的和什么一样的,稍微有点啥都能定罪,道德卫士就成了“卫兵”,监视着大家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使用大棒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

  这对于富人来说还好,因为他们的确有水平也有资源。可是对于穷人来说就变成了“骂也不管用,打又打不得,长大点还可以还手而且没法真的抓进去”。

  那还能怎么办?那就只能放养。不光放养,而且一看运气不好苗头不对,就赶紧在家里顶着一副“不算家庭冷暴力”的僵硬笑脸,喂饱孩子以后赶紧躲起来看电视。

  这样的环境里,北欧的奇葩流氓小孩的比例有可能低吗?

  

而北欧的做法也很简单:暴力增加了是吧?行!那老子把治安经费也怼上去以暴制暴。

  

于是他们的治安经费占财政支出的30%,但重大暴力案件的发生率还是不低而且逐年提高……至于晚上看不清的时候的普通罪犯,那除了关键地区以外,真的是……幸好他们人还算比较少。

  如果按照他们的治安水平提升与经费提高之间的关系,要想达到在他们的人口密度下的中国的全域基础治安平均水平,基本上可以吃掉他们200%以上的年度财政预算——所以他们要“放松”一部分长期危害很大但管理成本太高的东西,例如说飞叶子。

 

  北欧国家如果再不改变整体策略的话,按照他们的案件扩增速度,要想继续维持现在的治安水平,就当前的财政收入来看,不到20年内,他们的社会治安财政预算与效果的预期值,有一定可能就会超过他们的财政预算的50%

  这已经不再是北欧国家现有的财政方式能够协调的数字了,而降低他们的其他福利也几乎不可能,且很可能变相提高治安需求,而他们的税收系统压力也已经非常大了。

  当然,合理的推测就是北欧的治安水平会越来越差,不过治安数据可能会好一些——全部警力投入一线,其他管理职能出现大幅度空缺,进而导致大规模数据缺省。

  

  青少年保护法的过度实施以及异化,本身就和“民营学校摇号”没区别,只是这次摇的不是一个学籍而是直接摇人了。

  那些穷而且没功夫和能力对付小孩的人,他们的“低端家庭学校”没了,只有放孩子飞叶子和嗑药才是完全合法的,而且那里还充满着自由平等的交易。

  原来管下飞叶子和嗑药最怕花自己家里的钱,但随着管理能力的下降,叶子本身越来越便宜。

到了现在,当局终于打算最终解决这“最后一步路”。

 

  大洋彼岸的加麻大:是,我也在努力帮大家解决后顾之忧,但是我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咳咳,各位亲爱的朋友,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国营单位卖叶子已经挺久了啊……但我想请大家多多包涵。因为我们发现叶子生意不好做,单位亏了好多。”

我是对历史不太在行,但这的确是我知道的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规模贩毒还能亏了”的故事(而且人家卖的叶子也不便宜)。

这件事绝对值得在世界瘾品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失败的国营案例,委内瑞拉石油公司都没这么菜)

 

  某些中国小资产阶级,管这个叫“社会向高端化和自由化迈进”——这种说法基本上属于“印度地大物博,人口却很稀少,所以他们很富裕。其中一亿个人每个人都有9头牲口”。

  9亿头牲口还算好的,至少大部分牲口不当飞行员。

 

  我突然发现毛子在欧洲都算可爱的啊,人家出现问题了以后都只是喝喝酒耍酒疯,关键是卖酒的也没卖亏。

  

  中国人是每天说自己人:哼,中国人都被洗脑了,大家都在胡说八道!一点逻辑都没有,大家说的怎么都不一样!

  然后每个人的要求都挺具体而且不一样,然后互相骂起来了,骂完以后继续凑合过。

  

欧洲人是每天说中国人:哼,你们中国人都被洗脑了,我们很自由,我们每个人说的都一样。

  然后他们打起来了,打完以后也提不出什么具体要求,想了一会儿还是觉得提出分家比较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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