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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杀器官

  “虐杀器官”是日文直接翻译,中文意思是“屠杀器官”。

  《虐杀器官》是一部小说,它的后续是《和谐》——两部作品都获得了日本科幻的最高奖项或提名。

  作者是日本著名青年作家“伊藤计划”。

  他永远是一名青年作家。

在他的处女作《虐杀器官》的续作《和谐》写作完毕后,伊藤因肺癌而英年早逝(24岁)。

各种奖项多为追授。

除了这两部强大的作品以外,还有一部《尸者帝国》也比较有意思——可惜这部作品的动画化改变太不成功,时间线太大一部电影没能放下。

《虐杀器官》的动画化也只能是电影版,内容依然不够健全。

  

  很可惜,我暂时还未能阅读原著,仅看了动画。原著不太好买(网络资源也大体被删,而且还删的很勤快)。

 

  这两部作品在国内的口碑不是很好,都远不如《尸者帝国》好。

  但从现实意义来说《虐杀器官》无疑是最强的,作者在文中的很多“技术推测”也是在现实里存在的,只是不像小说里那样可以一个人完成而已。

  

  《虐杀器官》动画故事大意。

 

  不远的未来,旅游城市萨拉热窝市中心发生了一起孔布袭击。

  萨拉热窝从地图上消失了——用的是核弹。

  在这之前与之后,全世界大量欠发达国家都发生了越来越多的此类袭击事件,尽管规模不一定有这么大。

  为了应对袭击,世界各大强权尤其是美国建立了全民管理系统,用极其高效的技术手段看似保持了国内的安全。

  但情况仍然在继续恶化,各个国家开始出现大屠杀。

  而在这些国家级大屠杀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叫“约翰”的人,他曾是一位语言学者,因为萨拉热窝袭击案杀死了他的家人,他随即离开了大学。

  约翰成为了一名国家战略顾问,主要从事的是宣传以及宣传管理相似的工作。他的工作卓有成效,他服务的国家很快从混乱变成了有序。

  可是这种有序状态都维持不了多久,半年以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的都陷入了大屠杀的泥潭。

  美国因此对他下达了暗杀令,派出了专门频繁从事暗杀事务的特战小队。

  特战小队的领导人是薛帕德大尉,文学专业,无神论者。

 

  这些特战小队队员都强化过生物系统并进行过精神改造,他们虽然在日常与常人无异,但在执行任务时是精神高度封闭的。

  提前的药物注入与增强现实技术让他们的反应速度与决策能力大幅度提升,并且他们在作战时受伤不会觉得疼痛。

  一群高科技,不知道疼痛和恐惧且不会产生战争创伤的,从平流层高度的巨型隐身平台上用特制的具有自动攻击清扫着陆场的空降舱频繁强袭各个发动屠杀的国家的指挥中心,逮捕那些违反了国际法的领导人。

  这个空降舱甚至可以自动销毁,还能转化为海豚游泳——事实上这些空降舱的确是用生物的肌肉纤维制作的,用的是大规模高成本饲养的海豚作为原料,上百条海豚的肌肉才能做出这么一个使用寿命仅仅为十几分钟的空降舱。

  当然他们的目的依然是刺杀约翰。

  这些不知疼痛和恐惧,武装到牙齿的特战部队的交战对象通常是只有一杆AK且没有什么作战技巧,但同样不知道疼痛和恐惧的瘾君子少年兵。

 

  薛帕德小队很快就抓到了约翰,出乎意料的轻松。但是在返程的途中,一架不明国籍的武直10直升机将他们击落。

  所有被捕的高官在紧急降落舱内被不明高科技武装人员射杀,约翰被救出。

  期间穿插了薛帕德小队和不明高科技武装人员交火的剧情。敌人身着高科技的光学隐身迷彩并且同样遮蔽了疼痛。

  交战时,薛帕德在无线电中听到朋友中弹并且已经阵亡的讯息。

  但当他冲进队友的直升机残骸时,那个阵亡的队友还在一边射击一边和他聊天打趣——但是队友已经阵亡了,因为他的下半身已经不见踪影且迅速失血。

  在遮蔽了疼痛和恐惧以后,死亡就可以在死以就加以判定,即便死者本人依然在和你好端端的聊天,即便死者知道自己离他“完全失去活性”已成近在咫尺的定局。

  

  作战中薛帕德在情报调查时找到了约翰的老情人“露琪亚”,她原本是一位捷克语教师,是一位仁慈又善良的女士。

捷克语教师泄露了一些薛帕德的事情,导致薛帕德险些被俘——同时薛帕德也因为事先被下药,体内的微机械让他体会到了真正的“疼”的感觉,让他体会到了“快死的感觉”。

不久后,薛帕德见到了约翰。

  约翰告诉了他的操作基调:描述粮食短缺有关的“文法”,每种语言都有关于这些关键内容的独特文法。

  只要使用了特定的文法按照特定的规律描绘某一特定事物,人类的脑内关于“屠杀”的语言系统就会启动,这种启动是如此的本能以至于难以遏制。

  至于美国人,他们实际上也乐于见到这些事,毕竟欠发达地区如果能有更多的此类事件,美国采用高科技手段就越能置身事外,就是想要把矛盾转移给别的国家。

  只可惜约翰并不是美国的狗,所以美国当然很紧张——虽然实际作用有好处但也有危险,如果不是为我所用的,那就一定要杀掉。

 

  在说明白以后,约翰放走了薛帕德。

  

  尽管知道了这些,但薛帕德依然是美国的士兵,所以后来只能继续任务。

  最终暗杀命令很快就下达了,但是在行动的过程中,一发本不可能由孔布份子掌握的超远程反隐身防空导弹锁定了巨大的空中母舰。

  薛帕德和另一位耿直铁杆队友威廉姆斯在被命中前违抗命令并跳伞——他们本不应该跳伞的,他们也并不怕死,他们不是因为怕死而选择跳伞,但也不是因为命令。

  

  薛帕德率先使用高科技装备迅速潜入约翰所在的大型别墅,露琪亚也在。

  约翰告诉薛帕德,其实美国和其他强权当局的监控手段根本没能遏制孔布袭击的发生,这只是“装个样子”而已。这些手段不仅没有阻止袭击的发生,反而还增长了世界上其他地方袭击的发生——约翰对薛帕德说了很长一段话,实际上教会了薛帕德使用“虐杀文法”。

  只要薛帕德愿意,他就能够使用这样的虐杀文法,这可以摧毁美国及其他强权内部的监控作用,让他们不能再转移矛盾。

  薛帕德表示理解,并且愿意这么做,露琪亚很高兴。

  威廉姆斯在门外听到了他们的对话,他做出了选择,露琪亚“看穿了一切”——因为她的左眼成为了一个前后互通的大洞,薛帕德脸上因此沾上了露琪亚的血与肉末。

  在露琪亚喷涌的血落地之前,薛帕德便向威廉姆斯发起反击并将其打至失去行动能力。

  在掩体后,威廉姆斯告诉了他攻击的原因。

  原因很简单:不管世界上的其他人的死活,至少他要在有生之年过上平静的日子,过上那种吃不完的食物随便丢垃圾桶,每天能方便的用监控系统支付购买墨西哥辣椒披萨的日子,与其让自己的孩子接受一个真实的世界不如让他们在虚假的和平里过日子,哪怕这样的日子也不会太久。

  美军的增援部队即将赶到,而威廉姆斯即将无法阻挡即将闯入室内的安保人员——这些安保人员应该也有出事后杀死约翰的指令。

  两人只能逃跑,薛帕德保护了约翰。威廉姆斯引爆了身上的“保密”炸弹,将自己烧成了灰——当然露琪亚的尸体也在火焰中。

 

  在最后,薛帕德能做到一件约翰做不到的事情,但要想做这件事,约翰必须死而且是死在薛帕德手里。

  

  由于“约翰死无对证”+“美国制止屠杀太值得宣传”外加“为什么不活捉而且抗命跳伞”,在多方利益的牵扯下,薛帕德顺理成章的参加了美国国会听证——当然,是直播的。

  很显然,美国当局希望听到的是各种“丰功伟绩”,但没想到的是薛帕德知道的比他们所有人加起来都要多。

  在薛帕德说完起立后,“强大又绝对和平”的大街上开始响起枪声。

 

  动画版到此为止,但是小说的结尾据说是美国内战而且是核战——这之后的故事,就是《和谐》。

  据说小说的末尾,是薛帕德在美国毁灭前早已囤积好了大量粮食,他躲在个人地堡里,一边看着《拯救大兵瑞恩》,一边看着美国在蘑菇云中毁灭。

  

 

  如果按照典型分类,这算是一个“反乌托邦”作品,包括《和谐》。

  

  但个人认为,《虐杀器官》的大部分的反乌托邦内容是常见的,提出的方法虽然新奇但也只是一条路径。

  但是它的独特之处都不在这些方面,可能它最具有差异特点的,是伊藤计划选择的时间和事件点。

  这个点和“天启事件”有关。

  大部分乌托邦或者反乌托邦作品,它都会选择一个“天启”点,无论是战争还是技术突变或是社会巨变。

  可是,大部分作品通常会选择“天启”已经发生或者事件完毕后的社会,但很少讲述“天启边缘”。

  大部分作品,讲的要么是“启示录”要么是“后启示录”。(这里和后文的“启示录”都是指“启世录”,输入法记不住“启世录”)

  

  如果要找另一个相似作品来类比,那么知名度较高且氛围营造的很好的作品是一个游戏,大家也应该或多或少的听过这款游戏——《全境封锁》。

  这个游戏就是少见的“启示录级事件正在发生”,玩家的行动可能会决定人类是否会进入真正的启示录时代。

 

  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启示录边缘”的作品是偏少的,因为它和我们熟悉的东西太近。

  让我们越熟悉的东西,我们就越觉得稳定,越是难以找到“合理的变化突破口”——这就是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时代限制”,这导致我们更容易“哦,这个很老套”的感觉。

  如果“启示录事件已经完全发生”,那么这个“发生过程的前置”就可以忽略,发生的理由可以由读者自己想。

  如果是“后启示录时代”,那么就连启示录本身都已经成为了背景。

  

  他们的特点通常是:作品内世界观架设起来更自由。

  这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门槛低但要构建的十分完善很困难,是一个“高低差别很大”的类型。

  但是“启示录边缘”是和我们当今世界非常贴近的年代,要想“顺理成章”的发生就显得尤为困难。

  这就好像一个人在说“100年后我们会如何”与“10年后我们会如何”的话题一样。

  100年以后什么样可以随便讲,虽然讲的好听也很困难。

  10年后就不容易讲了,很容易没有现实感——很多时候要变成“产业战略分析”类似的东西。

 

  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都是写“霸气总裁”的故事,写一个“霸气总裁与小秘书”比“霸气总裁明天的头疼谈判工作”要简单多了。

 

  当然,在《虐杀器官》里给的那些“天启”的方式,大部分人可能还是会觉得不可思议但似乎又在情理之中。

  

  毕竟,我们的确会觉得“语言”是具有很大杀伤力和目的性的东西,所以我们觉得只要“语言”使用到一定境界,确实能“煽动大众或杀人于无形”。

  这是“情理之中”的部分。

  而“不可思议”的部分来源于“规律性”——在自身承认一个东西具有极其丰富的多变性时,人总是更容易倾向在其之中是没有那些特别硬性的规律的。

  至少能通过几个规律就能发生深度影响的事情应该是不容易存在的——你能这么做,为什么别人不能这么做,为什么不用一个“反作用”来抵消?

  

  我们是不相信语言是有“绝对性”的。

  尽管事实上它很可能的确有——动画里提到的那些概念和著作是真的有的。

  

  更加令人矛盾的是:我们的确可以在现实世界中观察到这样的现象,甚至是屠杀。

  而且我们也明白:这个东西是真的存在,只是可能通常不能由一个人达到——但是,这种“能不能”并不完全是个人能力上的问题,而是“这个人如果能做到,那就不会选择反对现行的系统”。

 

  我们会认为有这样的能力的人还不如去干“正事”,哪怕是“坏事”,比如说美国当局里当然不乏和约翰一样厉害的人,否则美国当局也建立不起类似的体系——虽然故事里没说,但是约翰作为“出大学以后立即可以实操”的人,推断他原来已经参与了美国当局的此类项目是很合理的。

  我们“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可能是:为什么约翰宁愿去死也不愿意放弃。

  这样的人不可能是担心被捕后的痛苦。

  

  动画里有解释他的动机:他的妻儿在萨拉热窝变成了气体。

  

  最有意思的一点又出现了(至少就动画来看):约翰一开始是说想保护西方文明,应该是不想让事情严重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也就是“虚无的安保与监控系统不再能麻痹大家”的地步。

  可是在露琪亚死后,似乎事情又发生了反转,看上去是想要破坏西方文明——在美国使用“虐杀器官”。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想一下的话,尤其是结合《和谐》的大致剧情想一下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即便是核内战毁灭了美国,西方文明还是更能保存下来。

  或者说“文明”更能保存下来。

  在大规模全球性核袭击和美国核内战以后,一套更加强大的“看着我”系统被建立了起来,而且是全球性的。

  这套系统是战前美国监管系统的超级升级版。

  

  这真的是“前半段要保护西方文明,后半段要摧毁西方文明”么?我想并不是的。

  

  这就好比:“上帝”不喜欢人类的一些行为,用“天启”去灭掉了很多很多人,那这是在“破坏”人类文明吗?

  

  关于约翰,我们可以看另一个作品《沉默的羔羊》。

  个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尼拔教授是一个“倒叙”版本的约翰,结局也大不一样。

  汉尼拔是因为小时候被所谓的“革命军”吃掉了自己的妹妹,而且汉尼拔为了活下去也吃了妹妹。因此他在后来就非常反感这些道貌岸然的“组织机器”,所以智商和文化都很高的汉尼拔展开了自己的反抗。

  一般来说,我们在看到汉尼拔最后被史达林感化,感情的力量让汉尼拔成功的停止了犯罪。

  这是好事吗?当然是好事。

 

  但这个故事发展下来,汉尼拔等于得到了一个什么结果呢?

  这个结果就是:汉尼拔在一次次和组织机器的人员交手的过程中获胜,但组织机器似乎有无穷无尽的人手可以派来。

  组织机器根本就没有想杀掉汉尼拔,因为汉尼拔有用而且没人愿意花力气去“直接处理”——就算死了几个组织雇员又能怎么样呢?除了议员的女儿绑架事件以外,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汉尼拔。

  为了利用汉尼拔,组织机器派无数人去送死,只是这个链条走到最后,“危险且成功率极低”的任务落在了一个实习生“史达林”的头上,而史达林最后做到了。

  

  汉尼拔只是一个被组织行为剥夺了最重要的东西,后来选择以远超常人的知识与智慧对抗组织机器,做到了一系列几乎不可能办到的奇迹事件。

但最终,汉尼拔只是被组织机器不断派出的“无关紧要”的“大礼包”打发走了的可怜人而已。

汉尼拔就好像一个不断对礼物发出牢骚的小孩,在拿到心仪的礼物后就不再捣蛋那样。

不过,这个礼物对于组织机器的价值,加起来比一个小孩在圣诞节拿到一个游戏机还要少——大人至少还花了钱去找商店买了游戏机,而史达林和千千万万的“游戏机”却能争先恐后的往 “大人”手里送。

 

约翰做到了,而且是从小事变为大事;汉尼拔没能做到,被大事化小了。

  

 

 

  当然,有些深奥的内容我肯定没法讲,但也许我能讲一些别的东西。

 

  欧神“只要没有使用暴力,那么一切交易都是合理的”。“暴力必然存在。”

  最近我又看到了一句“只有自由人,没有理性人”。

 

  我很难直接理解这样深奥的内容,我经济头脑很差的(直接看奥派的经济学看不懂哇),所以我只能三句话来回捣鼓。

不过我倒是也想了一些,现在跟大家讨论一下。

还有我觉得:经常有人说奥派是玄学,是反智的。

但我自己稍微想了想:这么说其实没有错,但只是在现阶段,在现阶段的技术下我们没有办法“观测”一些东西。

因此我还会讲一下:也许在未来,我们可以用哪个手段来判断“经济措施”是否有效。

 

  我没啥哲学水平,所以以下内容都是大白话。

 

  “理性”是什么?哲学上的解释好多也很杂,我只能粗略的看。

  无论哲学上对于“理性”的定义是什么,至少在决策领域,它总是有一个要素是包含在内的,这个要素就是“衡量”。

  无论这个衡量是否精确或者这个衡量只能是一个“对比值”,这都可以是一个理性的决策或者行为,但一定要可以衡量。

  哪怕这个衡量所需要的运算无比的庞大,但它依然有“理性决策”的可能性。

  

  由于现实世界不是数学,不是一个规定好的范式,所以“绝对值”总是不存在的,它只能是“相对值”。

  

  既然很多种评判“理性决策”的方式都至少需要这个“相对值”,因此我就粗陋的断定它是最核心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可或缺的。

  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相对值,那么一个决策的其他理性要素无论再多,它本质上都是非理性的”。

  但这也反过来说“如果能有相对值,那么决策本身无论进展快慢还是有效与否,使用这一决策的主体就算没有进步,它也依然产生了对其他人的相对性”。

  

  从这一点来看,“自由人”假设就完全说得过去。“信息差”是伪命题也说得过去。穷人的加速度比富人快也完全说得过去。

  

  可是,如果是“不能产生相对性”的东西,那就不可能理性,因为它无法诞生出一个真正的决策,它在原则上就是不可被优化的,市场是不能提供决策参考或者提供真正的面对个人的“均衡”的。

  不可被优化会带来一个结果:虽然可能这个世界对于这件事的看法会有变化,但是这个结果是“人与人”的对比,但是它永远无法以一个“更加可靠和有效”的方式去普及到所有人身上。

  普及到一个人身上可以,但这肯定是“超出平均值”的资源或信息消耗,这是把别人和别的事情的相关资源抽调到这块东西上去了——这就好像培养一个“富二代”一样,你不可能把全部的人都变成“富二代”,但是少数人可以。

 

  但是,一个不能产生“相对值”的东西存在吗?它多吗?

  我觉得是不多的。

  比如说有个穷光蛋中了头等彩票,拿到了3000万。

  他对3000万肯定不了解,他之前也不太可能知道拿到3000万的人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

  但即便如此,他也一定可以找到相对值——他既然要钱,那他肯定知道钱的好处,就算他以前只拿到过50块钱,他也依然可以用50块钱的快乐去“翻倍”到“有3000万的快乐”上去。

  虽然我们都知道这样的算法很不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毫无依据的,它也是可以通过“50~50~50块……N50块”的不同进行逐次修正或感受的。

  3000万最后一个50块,很可能就不如第一个50块那么值钱。

  

  所以这么一想,其实世界上绝大多数东西对于人来说都是可以取“相对值”的,社会市场也能逐渐取得均衡。

  这个过程无论中间有多少所谓的“被坑了”“不理性消费”等,它本身依旧是在优化的过程中。

  或者说,这就是“我想知道这个东西或者事情有多大的效用,效用是怎么变化的”。

  

  3000万和50块的区别,也是可以感知和类比的,无论多么不精确都可以粗略的当作一种“比值”存在。

  很小很小与很大很大,都是可以这么做的。

 

  但是只有一个东西不行。

  那就是“有和无”无法这么类比——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有/无”的区别。

  

  就算一个原始部落的人不知道“钱”是个什么东西,但是他肯定也要吃饭,他能看到别人用钱买东西吃,他就能从“打猎吃东西”和“拿纸片片就能吃东西”上进行对比。

  因为他本身是想要“吃东西”和“方便的吃东西”,这个是能够对比的。

  所以一个“子概念”的“有/无”,是不会抹杀“取值”的,最多就是更不准一点——比如原始人可能会把其他人的纸片片当作是怪人身上长出来的东西,然后去打猎这些怪人“收割”这些钱。即便如此,他还是“知道钱”了。

 

  由于我们是一个生物机器,我们的感知能力也很强——这些耗能的东西不会平白无故的长出来还保持下来,所以它们之间是有密切关联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找到“有/无”的事情,想非黑即白都没有办法。

 

  但有一件事情肯定可以,虽然它确切的来说不是“一个人的有无问题”,但个人却能知道它的存在——不知道也不重要。

 

  这件事就是“死亡”。

  

  死=所有对比物消失=无法以任何方式取值,死亡不能以任何理性的方式进行真正的优化——不管面对他的人看上去是以什么样的“理性”方式去面对,因为它本质上来说是无法取相对值的。

  

  同时,这些能够看上去“理性面对死亡”或者“主动接受死亡”的人,他们要想做出这个决定也往往要依靠特定的,不能无限生产的环境来达到——它是个“人对人之间感受”的对比,但这和当事(死)人并没有直接关联。

  这就好比一支英勇部队里的军人可以大概率的冲锋陷阵甚至慷慨就义,但这些人总是要消耗大量的物资或者遇到罕见的环境才能做到的。

  而且通常情况下,慷慨赴义的人都会有“为了后来人”的概念,这本质上是含有一种“延续”在里面,是假设自己死后还有某些东西“活着”——这就可以和“死亡的恐惧情绪”进行对比了,毕竟恐惧情绪也不是只有在死的时候有的。

  当这一概念远远大于死亡恐惧时,人就能慷慨赴死。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为了更好的触发这种“后来人和我有关,他们也还活着”的概念,它也会有技巧——例如说把国称呼为家,把同一主权下的公民称呼为“同胞”。

  这也是利用人类生物上自带的本能——我们有拯救和自身基因相似的人的本能,只要拯救的人的基因比例总和大于我们个人,那么个人就容易会舍身取义或者见义勇为。

  

  诚然,我们人类又不是测基因谱的机器,所以判断是否为“自己人”的标准靠的并不是直接看到基因序列,而是一套套即成的生活系统,经验累积等内容。

  比如说常年生活在一起的斯巴达战士,他们之间的情谊就比长期分开的真正的亲兄弟要深刻得多——毕竟在自然界里,长时间生活在一起的灵长类动物都是和自己一群的。

  

  我不是说这就是在“骗人”——因为即便不在一个真正的“近亲血缘群体”里,时间长了以后依然会成为一个“生存单位”,个体的基因也会越来越融合到这个群体里去。

  而这种“抱团生存”的方式可能在大群体更加有效,一个十亿人这么做的群体会打败一个只有一百万人的抱团群体。

  尽管个人的自私依旧会起到作用,但是那些更加照顾整体组织机器的人,是很有可能获得巨大的奖赏,以至于其中一个人能繁衍很多很多的后代——而且在这一组织机器里,他的行动会更加的便捷,基因传播速度反而可能加快,这使得“冒险”可能是一件值得的事情。

 

  比如说在战乱时代,你是愿意做一个很可能会死掉而且死的毫无价值的农民呢?还是愿意做一个同样很可能死掉,但是活下来就几乎肯定会活的比农民好得多的战士呢?

  这既很难做出决定,但又很好做出决定。

 

  难是难在其风险和收益很难被准确估计,但正因如此,这样也显得两个决定都可以接受。

 

  

  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小结论:人类个体在面对“死亡”时是无法理智的,因为“死亡”没有对比也没有依据,甚至连一个“死了以后回来捎口信”的人都没有。

  那些濒死体验可不是“死”,我们也不会称呼那些人为“死人”,那些活过来的人我们还是会说他们是“活人”。

  

  如果说“决策”代表着一个“阶段”,那么生死就是起点和终点,阶段可以衡量,起点和终点是无法衡量的。

 

  因此对于生死的态度,是不能用“感性”或“理性”来看待的,它只能是“信仰”决定的。

  当然,我这里说的信仰不一定是宗教信仰或者其他“笃定”的东西,哪怕是在病床上已经被折磨到失去理智的人也不能说没有信仰。

  

  这样的东西怎么优化,并且以市场手段来“分配”呢?

  虽然“死”在社会上也是一个生意,但是对于每个在其中的市场主体来说,它还是别无选择的——做这个生意的很显然是“别人”,死人是不会爬起来买墓地和纸钱的。

  即便是死者生前购买墓地,他也是假设了自己“死后”还“活着”,要么是受到其他活人的压力。

  

  当然,由于我们的生物机器本身的优化,我们不可能时时刻刻的都想着死亡,就好像我们日常开车的时候不会因此只开每小时5公里一样。

  虽然不可衡量,但只有在一个死亡风险能够被比较明确的察觉,且距离较近时我们才会真正的有反应。

  也就是要有一个大致具体的死法和可预期的时间才能导致结果被大量扭曲——当然,大部分过程依然是本能的。

 

  如果我们把整个市场当作一个“计算机”的话,那么“死”越是对更多人起作用,那么“死”带来的整体运算有效性就会更低——芯片里成千上万的核心中有更多核心出问题了,总是输出“极值”。

  尽管这种坏掉的核心未必会造成整个芯片崩溃,但是这些核心的计算效果大大降低。

  

  这也并不是说这种核心去“购买虚假的保健品”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这些人的运算方向和阶段性成果的“复制必要”很低,因为这些核心面对的是一个固有的无价值事件。

  

  这些核心本身并没有在算有后续价值的均衡——就算是用信仰去让其相信“死后还是有东西”,但他们做出的决定依然没有更大的附加价值。

  而且让他们相信“死后还有东西”甚至有可能让他们更早的考虑“死亡”,反而耗费更大量的资源去消耗给不存在的东西。

  

  所以尽管让人相信“死后有东西”的确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住“已经面临高度死亡风险”的人群,却可能在发展过度后大大的浪费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意愿。

  毕竟穷人在这一块上有劣势,但信仰系统的普及利益集团却想照顾更多人,因此“死亡后的信仰”肯定还是会逐渐从花钱买天堂变成“做好事”就行,最后变成“心诚则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就是“左”和“右”——当然我不是指什么激进派和保守派,这里更多指的是“左”是强化秩序派,“右”是强调自由派。

 

  这样一看,我们能想一想为什么“左”常常也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尽管它往往被说成“有害市场经济”(确实如此,但又不一定)。

 

  虽然我们可以避免不少死法,但我们还是无法避免自然死亡,而自然死亡通常有预兆。

 

  那么我们可以假设几个情况。

 

  1:意外死亡可能性很大且很有针对性,这个可能性伴随终身,平均寿命差距较大,全社会平均寿命35

  2:意外死亡可能性较小,但粮食总是容易周期性缺乏,这个可能性伴随终身,平均寿命差距依然较大,全社会平均寿命35。 

  3:意外死亡可能性较小,粮食也不匮乏但有较多传染病,染病可能一辈子都比较大,平均寿命差距较大,全社会平均寿命35

  4:意外,粮食,传染病死亡都较低,退行性衰老疾病的发生基本线性发展,但因为人种混杂且饮食结构不一致程度很高,平均寿命差距较大,全社会平均寿命45

  5:和第四条基本一样,但平均寿命差距较小,全社会平均寿命45

  6:和第五条基本一样,但差距较小,平均寿命70

  

  假设上述所有社会的“自然死亡恐惧上升期”都是线性发展,从生病开始计算,假定为大多数人是平均寿命的前五年出现问题。

  那么,哪些社会“左”更有效,哪些社会“右”的策略会更有效呢?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左,通常是强化秩序派,规矩会比较多。

  虽然左不一定总是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平均安全性,但是强化秩序大多数时候依然能带来“风险分散”的结果。

  例如说在整个管理系统没有本质变化时,强调秩序扩展也许不能带来诸如“饿死”“被土匪打死”“被渴死”“被车撞死”这几个风险的总发生量降低,但很可能在某一个事情上会有所降低,比如说“被土匪打死”降低了。

  如果在第一个社会里,这就让意外死亡的“针对性”降低了,针对性一旦降低“急迫性”就算不降低,那么计算资源也相对来说不会那么针对“被土匪打死”。

  “极值”就算总和没有减小,但很可能针对性降低了。

 

  这有什么好处呢?

  比如说“你被土匪”打死的可能性很高,我们假设有50%——这作为你的最高“被打死”的可能性,你在计算的时候会只花50%吗?

  不会的,你可能成天都在盘算这件事情。

 

  而且你被打死的概率提高以后,你算出来的“针对这个死亡的解决方案及怎么“死的值””其实很涵盖在别人身上的部分很少,大部分都是具有很强独特性的。

  同时因为大家都很可能很快被打死,所以从“得到这个计算”到“使用和演化这个计算”的时间本身就相对更有限了。

  

  可是如果分散了,比如说“饿死”“土匪死”“渴死”“被车撞死”平均分配,每个25%(假设不算其他的),那这个概率就相当于抛两次硬币都是同一面了。

  虽然还是挺可怕的,但比“丢一次硬币直接决定暴毙与否”的压力还是小太多了。

  

  当然也许你要问:不对啊,如果大家都更多的计算“被土匪打死”,那么也许土匪问题就能解决了呢?

 

  如果说这个世界真的就几个死法,那也还行了,但实际世界的死法特别多——也许一个很危险的社会,死在土匪手里的概率也只有10%,但人类并不是一种很擅长计算概率的动物。

  他很可能把这10%的权重当成30%甚至40%——真是很正常的,因为从信息角度而言,也没什么人“被土匪打死以后回来了”。

  这玩意儿很难从“风险收益比”的角度来计算,这对于个人而言太困难了。

 

  所以对于“危险”而言,人基本上也只有“大小”的区别,没有固定的比值,它就是相对的。

  但是如果危险的事情不是真的很快要命的话,人本身也会发生“钝化”。

  你刚开车的时候肯定很小心,一年以后开始毛手毛脚,老司机看事故看多了以后又小心了起来。

  

  你肯定见过一些人,他一边抽烟一边告诉你“吃烧烤致癌,特别危险”,但我们其实还是知道哪怕一个人顿顿吃烧烤也不如抽烟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别说这四个危险加起来是不是低于100%,哪怕可能加起来是120%都很划算。

  有效计算效率高了。

 

  所以在一个组织刚刚建立或造反的时候,就算嘴里喊着“自由”,但是明确说出来的规矩却往往让人感觉比旧时代还要多。

  这会给人一种安定感。

 

  而且在变革时期,的确社会的稳定性容易处于低位且死亡风险在几个选项中高度集中,所以使用这样的策略作为“造反依据”就显得更加有用了。

 

  如果是第二种“粮食周期性匮乏”社会的话,那“左”很可能也很好用。

  因为强调秩序之后,为了维持这个秩序更有可能会产生较大规模的灾害援助。

  我们先不谈援助整体来看是否“浪费”,但这的确给受灾地区提供了很大的心理安慰。

  在粮食整体还算够用,能够直接援助的时候,这有助于已经陷入受死亡威胁的灾民涌入尚且正常的地区。

  在粮食整体都已经不够用的情况下,则至少可以拖延灾民逃难的时间与拉大逃难人群的批次,将损失降低——至少可以防止恐惧大规模扩散。

  当然,这种做法和“信用”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也就尽量得长期这么做。

  

  甚至有的时候救灾效率都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可能是“让阵仗变大”——给将死之人看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还给活着的人看,给他们打预防针。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并不一定是真的要那么多支援,而是让受灾的地方觉得“自己跑哪儿都是活路,不跑也能凑合”,这样就不会形成灾民定向冲击集群,避免产生扩散——灾民怕死,灾民跑的地方的人也怕灾民把自己搞死……这样会滚雪球的。

 

  而这个“滚雪球”,本身也是因为大家对于“死亡”的估值都是无限大,只要突破了一个固有阈值就会触发不顾一切的行为。

  

  这就好像本来一次小事故没什么事儿,但是逃难的密集人群胡乱踩踏死的人反而更多一样——在无法估计事情的大小的时候,唯一尽可能可靠的办法就是“逃离那个最明显的”。

  

  一个危险越接近不可对抗的自然死亡,人就越容易选择“原地死守”,比如说贴面膜什么的。

  可是如果有外部原因,除非是明确可以对抗的,否则大多数人选择的都是“逃”(也可能是抱怨)。

  

  

第三个社会的“染病”不是群体性事件,是有很强的个人属性的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左一定是好的么?

  那就不一定了,这要看疾病是否是“单一的大规模流行病”,这个看上去就更加具有群体属性,秩序的介入可以大幅度降低恐慌情绪(但这儿就要保证更多的资源投入了)。

  至少在一定时期内,这种做法是有效的——当然能不能开发出真正有效的药物是另外一回事。

  综合而言,这和“分散死亡指向性”是一回事。

  但是如果是复杂的多类疾病呢?大家都害怕生病,但并不是流行病。

  

  此时很可能“左”的效果就会大大下降——因为效率太低了,无法针对那么多个东西(浪费资源太大)。

  而且由于多样化疾病带来的复杂性,一刀切的使用整体策略,反而可能会导致信用降低——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看了病也没用”。

  不仅如此,这样的做法还可能更大程度上的把其他人往一个“无法解决且长期且分散”的有针对性的死亡方式上勾引,反而让事情更加严重。

 

  

  大家也看出来了,“左”的最大作用其实是发挥在“高危且频次较低难以估计”的突发性大规模事件或者失常状态中。

  因为这件事是“突发”而且“少”的,大多数人缺乏“钝化”的机会,这会导致这些人的计算突然完全失灵,全部去计算这个事情的“无限损失”上去了——而且还能算很久很久,还更能传播(毕竟人没死就能讲话)。

 

  这就好像大妈经常过马路但从来不看红绿灯,但却要抗议小区里要造一个手机基站一样。

 

  如果是第三个社会以后呢?

  那至少“全面左”是肯定效率极低的,反而会大量干涉原有的均衡优化过程。

 

  但是即便如此,“左”依然是有用的——比如说老年人生活在一个更稳定的环境中(感觉上),他们的有效运算时间很可能更长。

  即便不是更长,但如果是从“灾害”过程中恢复的组织来说,形成一套有效秩序再加上它原本的组织遗产(包括文化),也是很可能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平均寿命更容易估计的。

  相对较小的人均寿命差异,有助于“综合风险评估”的信息——虽然死亡本身依然是“无限大”,但应对手段相对来说却更加的稳定(没得选)。

  

  人均寿命越是短,这个效果应该就越显著。

 

  毕竟同样都是最后几年的“恐惧期”,它们在全社会人群中所占寿命总长度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活到40岁的五年恐惧是八分之一寿命,到70岁的五年就是十二分之一,如果算上运算最活跃的工作时间段的话,那么比例差异将会更大。

  

  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秩序”会更多的被“自由”所取代,但是“秩序”或“暴力秩序”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

  只要“死亡”还在,暴力的秩序就绝不会消失——因为这是“底牌”。

  不是打赢什么东西的底牌,而是组织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毕竟在一无所有的时候,人类还是有拳头。

 

  暴力和饥饿一旦不能被遏制“范围”,那么它将对全社会所有运算主体的算力造成巨大影响,也就是“恐慌”。

  此时整个社会真正的有效算力就会大幅度下降,带来“决策危机”。

  

  而解决饥饿的手段和暴力的利益挂上钩了以后,就是“虐杀器官”得以生效的时刻。

  由于市场本身算力的大幅度下降,想要通过其他手段来遏制屠杀,那使用内部资源进行调整就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了——只能等到事情逐渐平息。

  可以想见,在未来产业越来越发达,互相依存和互相提升的空间会越来越大,这样的事件造成的危害也会很大。

  也许某一天鱼论战和网络战会取代常规军队的战争,而对敌方人口的破坏力却可能等同于核弹。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暴力控制权。

 

  很显然,一个组织在胜利取得控制地位后是不愿意改变权力结构的,而且用暴力获取利益是一个非常快捷的方法——而且谁先放弃就有可能没命。

  所以通常来说,大部分的组织就算看上去口号“右”,但在实际发展中会越来越“左”——只是有的时候是针对其中一部分人“更右”了而已,但实际上他们可能只是在对那些人“出售暴力工具”。

  这大概可以叫做“暴力寻租”——只不过很多时候是“强买强卖”的。

 

  这也就意味着一个组织刚建立的时候,它的“基本盘”很重要——掐准了“大家大都还没用,而我这一次可以进步很大”的机会,就能率先“攒一波”成为强权。

  而那些靠后的人,即便按照别人的方法再来做一遍,它内部的组织“秩序扩张”反而更快——因为前面的人告诉了后面的人怎么做,所以后面人就更要求“全面照搬”,可是对于后面的人来说,这些前人经验必然会带来更多的“更多的初始高秩序”。

  道理很简单:只有熟练的使用同类组织前人的系统,才更有可能降低风险,可是风险一旦降低人也多了。

  参与者多了,系统本来建成的获利秩序在初始阶段就多了,而盈利系统却还很不足。

 

  这样的落后组织的下场也就不难想象了:无能官僚横行,纯粹的出租暴力但不提供管理服务,而且更加的“强买强卖”——内部利益系统有现成可运行的了,外人插不进去。

 

  追求秩序是“追求存活”时的运算需求,追求自由是“承受发展”时的运算需求。

 

  暴力,尤其是人类的暴力是人类最害怕的东西——哪怕变成鬼也一样,小猫小狗甚至老虎变成的鬼魂形象,也不如人类的“鬼”来的吓人。

  鬼杀人是人杀人的升级版——鬼代表的是“不能理解但极为强力的力量,且你的认知水平无法去解释或者对抗它”。

 

  当然,鬼不能为人所用也不能培养,但是暴力却可以——如果一个人能操纵鬼,那他会拿鬼来干什么呢?

  

  组织暴力对于个体或者小群体而言,其害怕是很接近“鬼杀人”的——想想那些逃犯,他们过的一惊一乍的,警察就好像随时会从家里地板下冒出来的鬼一样。

  他们害怕警察的程度,不比害怕被害人的鬼魂出来报仇低——甚至可以说,警察变成了“一群鬼魂,全都是受害人的亲戚”。

  

  由于中国是一个秩序化呼声较高的社会,而且新中国本身也是“救国”和“解放”为主的。

  而中国的警察的服务也属于“人民警察”。

  这就变得很好玩了:在警力增强,规范化程度变高的时候,正常老百姓骂警察,可是犯罪分子也特别怕警察,尤其是恶性犯罪。

  而一些相对自由管理的国家,老百姓就容易怕警察,恶性犯罪份子反而不太怕了。

  

  但是我们可以想见,如果任由秩序“强化”下去(扩张),那么它扩张的速度将会越来越快,最终变得不可控。

  当大家都在制定自己的绝对秩序的时候,暴力等于无处不在。

 

  那么?一直自由下去呢?

  很简单:“左”并不是因为没用而死的,是因为它在一定的既定情况时确实有效——它是有收益的。

  而如果一只自由下去,那就意味着各地正常的“交易”集团在组织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地“由下至上”介入和推进暴力。

  结果就是整个暴力集团的逻辑被干涉,最终分裂。

  在这个过程中,不是一个组织在制造“各种政治正确”(暴力逻辑),而是一大群组织在制造“各种政治正确”。

 

  左:死于效率越来越低后争夺资源的内斗。

  右:死于上层暴力割裂后的自保分裂大战。

  

  简单来说,就是左死于暴力的低效垄断;右死于内部军备竞赛。

 

  

  我想了想“自由人”是什么,自由人为什么做出的决策都是“最好的”。

  

  “自由人”大概就是:不受组织或者个人的“直接的有死亡或隐含死亡含义的威胁”且能够做出决定的人。

  当然了,最彻底的话是“当时完全没有考虑死亡迫近的人”,因为死亡迫近是无法修正的。

  不过这不是人类可预见的未来能够做到的,甚至永远不能做到。

 

  哪怕我们用某种信仰或者其他东西规避了“现有的死亡迫近感”,那么这个东西本身依然不具有理性修正的可能性。

  那它一定会随着环境演化而逐渐失效,而且人类可能永远来不及追上这个变化的速度。

  

  事实上我认为这东西别说对有意识的生物有效,哪怕对于无意识的生物,哪怕是细菌也有效。

  毕竟生命体是一种能够吸收能量并排出内部的“熵”的东西(熵就是混乱状态)。在这样一个局部低熵的个体,它考虑“自身变成彻底的混乱状态”,让它考虑自己“变成了环境本底”……这恐怕是不可能的,也是没必要的(这里的“考虑”不一定是需要意识,用演化代替也可以)。

  尽管也许某一天,比如我们住在星际殖民的空间站里,我们会考虑自己死后如何给后代留下有用的有机质,但是这依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解决的事情。

  但即便到了那一天,我们也可以想见:无论如何,“死”依然和我们的一切生活挂钩,哪怕我们变成了一串数据,它被不小心弄坏的不能恢复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我们也一定会去考虑这个问题。

  最好的解决方法,大约还是让“一个人”去考虑所有人的死亡,但又不能让“避免死亡”失去激励作用——这大概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不死”的动机会变成某些设定好的刺激标准,这又会失去真正的更新能力。

  

  “死”让个体无法理性,“死”是个人无法优化的,“死”也不是市场能从根本上对付的,“死”对大多数人也不存在可接受的交易(死亡风险可以接受,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绝对的立即死亡不能接受)。

  但是没有“死”,那除了死以外的东西就都死了。

 

 

  最后,我想说个有趣的假设……这需要比我们现在的技术先进许多。

  它不是什么“脑后插管”,也不是什么奇怪的矩阵系统,它其实很单纯。

 

  如果大家看过一部动画《心理测量者》的话,应该会觉得有点熟悉。

  《心理测量者》的主要故事是一个先进的城市,建立起了一套“主宰者”系统,它能够通过满大街都是的精神扫描仪来扫描人的精神状态,能够预测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并提前做出治疗或犯罪预防,受到测试后的精神色相稳定度分析还能推荐甚至分配指定的工作,精神色相分析也成了企业和公职人员选拔的标准。

 

  当然我这里不是说要用同样的方法,而是指这套技术可以用来观察“经济状况和经济健康程度”。

  

  其实我想的也很简单:激励从来是越大越好,但是你让一大堆人吸毒的话真的是最大的“激励”么?

  我想不是的。

 

  生存是一场熵增和局部熵减的竞赛,谁不能维持自己熵在一定范围且还在吸收能量,那谁就会死。

  那么,我们最大生产和交易的最佳状态是什么呢?

  那就是充分利用自己的一切生物机能——无论未来信息怎么传递,信息化如何发达,受到有效激励的人必然会运算更多的东西来完成某些事情。

  具体完成什么并不重要,因为我们很难明白“最合适”的东西是什么,但是如果人脑处于全力工作状态,那显然说明他的“算力”发挥到了一个很高的状态。

  

  当然,要判断什么思考是“有效的”是很困难的,但对于“手段与方式”的思考是最重要的——欲望人人有,大脑天天动,但很多人仅仅只是欲望。

  

  如果要想发挥最大的能力,那么生物演化总是会给我们相对靠谱的答案——最复杂的部分,是至少目前可以维持且值得维持的最优势器官。

  对于人类来说,处理这些事情最复杂的部分是大脑皮层。

 

  我的意思就是:《精神测量者》里面的超音波大脑扫描技术就不应该去做那种“按照规矩来的色相分析”,而是应该用来重点监测人类大脑皮层的活跃度以及活跃时间。

  

  作为人类个体目前最强的生存工具,也是单一耗能最大的生存工具的大脑,而大脑之中最复杂和灵活的运算是大脑皮层。

  能够多用这个东西,那么也就等于人类大概率在从事某种对“规律”探求的活动,无论当事人是否察觉到。

  而受到死亡威胁等其他简单威胁越多的人,人类会因为需要取得更快的应激速度而一定程度上压制皮层的活动(增长没那么明显且时间很短),而这些东西虽然对于个体的生存有利,但并不意味着它对全社会有什么帮助——尤其是在一个直接死亡威胁已经大大降低的世界。

 

  当然了,人类现在虽然可以用核磁共振做到这件事,但是核磁共振太不方便了。

  超声波从原理上可以做到,但是要想在远距离上达到动画中的水平,其要求的声波精度将会高的极其惊人,技术难度可想而知。

  

  不过如果我们能做到的话,那就不会变成和《心理测量者》一样的状况么?变成反乌托邦么?

  我认为:会,但是也不会。

 

  至少就《心理测量者》里的社会来看,未来高科技社会的复杂度比今日社会要高出好几个量级,这也意味着“不安全”更有可能发生。

  所以这样的“左”类的行为的确可能会更多。

  但这也不意味着自由会减少,就好像《心理测量者》里的世界并没有变成一个很黑暗的反乌托邦。它只是把一切都放大了。

  它既不是《美丽新世界》也不是《1984》,它是秩序和自由都变得更大更多了。

  

  这就好比在我们的革命时期,红区的自由度比白区低吗?并不是。红区的秩序程度比白区低吗?也不是。

  

  这就好比你去上学,上学让你失去了自由并且得到了更多的秩序,但是学习后的生活却有更多的自由(能接触到更多的信息)。

  所以秩序和自由到底也不是互斥的,但它们也一直在竞争。

 

  

  左到内耗死能够避免吗?我想不能,但我们也许可以知道它到了什么程度。

  逻辑也很简单:当“左”到了一定程度,那么一切的一切就都是对“未来”的激进的许诺,他们会永远说一大堆好话,而回顾过去则是吃力又不讨好的。

  只有未来,没有过去。

  所以当一个左倾组织还能够阶段性的回忆过去并且回顾原来的手段和目标时,这个左倾组织的扩大倾向肯定还不太强烈——不可控的暴力扩张还没有开始。

 

  右到拥兵自重分裂死能够避免吗?我想也不能,但同样可以知道它到了什么程度。

  同样简单:当“右”到了一定程度,那一切就都是对“过去”的回忆,而对于未来则永远是“借壳说事”,用的都是很老掉牙但却非常明确的“规矩”来证明自己——并且还一直强化“没有这个就得死”的概念。

  

  当然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左向组织可能会干右向组织的事儿,反过来也一样。但这主要看的是层面,这里指的是战略层面上,说的是竞争策略的核心层面。

  最简单的看核心层面的东西也简单,可以直接看最高层管理人物对公众所想要表达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在说“不忘初心”,美国人再说“移民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立国根基,修墙是砸我们美利坚悠久历史的根基”。

  

  我们也许没有比他们好,但是他们肯定活不了多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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