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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学派最后一位大佬的孤独 #W01

芝加哥学派最后一位大佬的孤独 #W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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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新增一位写手,邓新华教授。主讲经济学


邓教授说他想怼薛兆丰,先写二篇练手。



有一次,我所在的媒体请张五常教授吃饭,席上我问张教授:“您是芝加哥学派最后一位经济学家吗?”

张教授回答说,他很有幸,年轻的时候就和一帮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科斯等一起问学,而且自己比他们普遍地地小上十几二十几岁。现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还在,但芝加哥学派已经不在了。

所以他是芝加哥学派最后一位经济学家了。


和奥地利经济学派一直边缘化不同,芝加哥经济学派在上世纪1960年代后曾经主流过,或至少曾经非常接近成为主流。

芝加哥学派的科斯、弗里德曼、贝克尔、斯蒂格勒都曾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得奖的阿尔钦、德姆塞茨、图洛克等人,也享有大师之名。

智利的“芝加哥小子”,大刀阔斧搞市场化经济,创造智利奇迹。

奥地利学派只有哈耶克得过诺奖,而哈耶克还常常被今天中国的奥派排斥。


那个时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高光时期。多数获奖者支持市场,有思想,有“道”。

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已经有“术”而无“道”,思想平庸乏味,多数立场偏左。比如克鲁格曼。

1980、1990、2000年代,芝加哥学派在中国经济学界声名赫赫。研究产权改革的,谁不提科斯定理?

那也是中国经济的高光时刻。从1978年到2008年这30年间,有15年经济增速在10%以上。

弗里德曼、科斯等人早已去世,今年1月4日,德姆塞茨也去世了。

在中国,除了张五常,已经没有哪位广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愿意打芝加哥学派的旗号了。

市场派学者中,张维迎、许小年,都明确表明自己偏向奥派。

民间强烈支持市场经济的学者,也往往愿意称自己为奥派。

巴西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主导者是“奥地利小子”。

芝加哥学派,在烈火烹油之后,突然一片凄凉。

芝派和奥派,是市场经济理论的两大山峰,它们在具体的经济观点上,非常接近。

但是,在方法论上,两派势同水火。

芝派认为自然科学和经济学都是科学,适用同样的科学方法论。张五常的《经济解释》第一章,就讲科学方法论。卡尔·波普尔的“可证伪”科学标准,也为张五常所推崇。

奥派则认为经济学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坚决反对在经济学中使用“可证伪”标准。


中国称得上“著名”的经济学者中,有谁深受芝派、张五常影响?

周其仁、薛兆丰。

薛兆丰的名声越来越大,未来很可能盖过张五常。

张五常自己认为,他的经济学普及文章写得通俗易懂,但他眼里简单的文章,其实思想、逻辑密度很高,一般人看不懂。

到了薛兆丰,把通俗易懂提高了一大截,大部分大学水平的人都可以看懂。在普及经济学上,薛兆丰的功不可没。


薛兆丰在“得到”的专栏,有一篇《简评2017诺奖:地道的经济学从不假定人是理性的》。

相信你见到过,很多人试图推翻经济学的基础——理性人假设。正在看这篇文章的你,大概率也是其中的一员。

“人哪里是理性的?我见到的人没有一个是理性的,除了我自己。”

“就连高明如我,有些时候也不那么理性呢,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不是胡说吗?”

诺奖更是热衷于把奖金发给那些质疑“理性人假设”的人,哪怕他是一位心理学家。比如丹尼尔·卡尼曼。

2017年的诺奖得主理查德·塞勒,就是研究人的“非理性行为”的。

质疑理性人假设成了一种风尚。


薛兆丰曾经举过阿尔钦一篇文章的例子,张五常的《经济解释》中也举了这个例子。

那个例子说,假定有一些人,近乎白痴,不懂得“追求利益最大化”,看起来不是理性人,他们开加油站,有人开在山顶,有人开在密林里,有人开在海上,有人开在公路边。

最后存活下来的,一定是把加油站开在公路边的人。

薛兆丰据此说,经济学研究的是关于存活的条件,存活的规律,人到底是理性的还是不理性的不重要。所以,理查德·塞勒研究人的“非理性行为”并没有威胁到经济学。“地道的经济学从来不假定人是理性的”。

我一叹:薛兆丰和张五常之间,毕竟有着巨大的分野。

同样是这个例子,张五常得出的结论是:

“经济学者假设他们懂得怎样争取最大利益,显然是错了的,但留存下来的油站,却刚刚与争取最大利益的假设不谋而合。
假设白痴懂得怎样争取利益虽然错了,却准确地推测了白痴建油站在公路旁的行为,这些行为于是就被解释了。”

张五常和薛兆丰的共同点是,两个人都认为,人是否真的理性,并不重要。

区别是,张五常认为,尽管人是否真的理性并不重要,但经济学必须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

而薛兆丰则认为“地道的经济学从来不假定人是理性的”。

这里牵涉到对“可证伪”的理解。

水库的文章讲究通俗易懂,而“可证伪”听起来就不那么接地气,但是认为“可证伪”对理解经济学很有价值,所以我为水库写的第一篇选了它。我尽可能让它更易懂一点。


“可证伪”是说,一个理论要可能被事实推翻,不可能错的理论就不是科学。

很多人初次见到这个说法会一下子迷糊了。

“科学不就是追求对吗?为什么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才是科学?”


这要多想一下才能明白。

张五常说:“一个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一定要可以在想象中是错的。”

举个例子,“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即便你从来没有看到黑色的天鹅,但是你可以在头脑中想象一只黑色的天鹅,来推翻这句话。

但,“天鹅有可能是白的,也有可能不是白的”这句话,你连想象都无法想象出一个反例。无论什么例子,都是对它的证实,它不可能被证伪。

这样的命题,我站着就可以编一大堆。

“人既可能活过70岁,也可能活不过70岁。”

“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左右总统选举,如果他们没有左右一个国家的选举,那只是因为他们觉得没必要。”……

既然所有现实的事例、想象的事例,都是对这句话的证实,那它就什么都没告诉你,也就没有任何解释力。

而“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尽管有可能错,但它毕竟告诉了你一点什么。

另外诸如“四足动物有四只脚”、1+1=2,也都不可能被推翻。前者是套套逻辑,后者是数学,是人头脑中的思维结构,和事实无关,因此也就不会被事实所推翻。


张五常说:“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所求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可能被事实推翻而没有被推翻,就算是被证实了。”

“所有天鹅都是白的”没有被事实推翻之前,就是证实的状态,就是科学。


很多人容易把“可证伪”和已证伪混为一谈。

 “可证伪”,就是可能被事实推翻,但还没有被推翻。

如果真的出现真实世界中的事实推翻了理论,那这个理论就“已证伪”。“已证伪”的理论另外处理。

如果经济学假设说,人既可能理性,也可能不理性,那会出现什么情况?

那它就不可能被证伪了。无论加上什么局限条件,所有事例(包括想象中的事例)都是对它的证实。

比如,“一般来说他是理性的,所以他娶了这个女人。”但万一这个男人选择了一个悍妇,看起来不那么容易理解呢?那就说:“此时他恰好不是理性的,所以他娶了这个女人。”

怎么都对,但都是毫无解释力的话。

张五常说:“假若我们容许例外的存在,那么任何难以解释的现象都可作例外来处理,经济理论就不可能被事实或行为推翻了。这样一来,整个经济学的架构就会倒下来,溃不成军,什么解释力也没有。”


那些试图推翻理性人假设的人,他们自以为在修补经济学的天大漏洞,却不明白他们正试图使经济学变成废话。

只有从理性人假设出发推出的经济学,才有可能被事实推翻,但至少目前为此还没有被推翻。

“他是理性的,基于他的荷尔蒙分泌、财产状况等,他娶了这个女人。”这才是经济分析。

可能错的理性人假设,连白痴开加油站的行为都能解释。

理查德·塞勒的所谓“非理性行为”研究,推翻了经济学的任何原理了吗?没有!

对经济学来说,理性人假设是否对,并不重要,但必须要有。

薛兆丰见不及此,才会说出“地道的经济学从来不假定人是理性的”。

不假定人是理性的,你怎么推出可证伪的经济学?不假定人是理性的,火车票春节不涨价,你怎么推断会让排队增多?

我在的某个群里有很多经济学教授。他们也有不少人试图推翻理性人假设。

我就问他们:你们有其他假设,可以推出可证伪的经济学,却还没有被证伪吗?

他们当然没有。

如果你能理解“可证伪”对经济学的意义,那你就超越了绝大部分大学经济学教师。

正是因为并无其他假设可以推出可证伪、但还没有被证伪的经济学,所以,无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如何努力,理性人假设始终巍然不动。

即便奥地利学派的“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目的是使自己得到更好满足”,也只是理性人假设的等价说法。

也许未来的某个时刻,人类能找到更好的经济学假设。

但现在人们只能用它。

 

为什么芝派曾经显赫,而今寂寥?

主要原因是,芝派所倡导的“可证伪”、用简单理论解释复杂现象的经济学方法论并未深入人心。

中国经济学界很多人只是本着实用的目的,有选择地征引芝派的理论,并不是真的芝派信徒。

今天的经济学界,谈数理模型,谈凯恩斯,谈周期,谈一切唬人的理论,但对基础的理解却没什么兴趣。

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没有对一个学派基础方法论的扎实理解,又岂能有这个学派理论的创新发展?

于是,“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

张五常的孤独无法挽救。


(邓新华,2019年7月3日)





yevon_ou注:


关于“理性人假设”的争论?哥哥仰天大笑,哈哈哈,什么是理性

你先把“理性”的定义说清楚了,否则只能是鸡同鸭讲。



曾经有粉丝想要挑战哥哥的“dT>0”理论,试图证明,“交易并不总是好的”。


他们举了一个例子。

假设A时间,我花5元买了一个苹果。

但是B时间,我不喜欢苹果了。懊恼得不得了。花3元又把苹果卖了


一来一回,平白亏了2元。完全地“不理性”。

交易导致亏钱。岂不是违反了理性人假设。

你当初拦住我多好。俺也不会买股票了。


我说你这个例子举得不对。你偷换了概念。

A时间的苹果,和B时间的苹果,这能是同一个东西么。


事实情况是,拆开时间段细看,你在A时间,B时间,你的福祉都增加了,你都变富了。


二次交易,产生的财富,比一次多,更比零次多。

你在A~B的时间段,持续处于快乐中,持续处于“环境改善中”,都比不交易更快乐。


至于你一会爱吃苹果,一会不爱吃,那是你善变“先天不足”。

你生就善变的性格,我有什么办法。恰好经济学/交易的帮助,还最大限度化解了你的善变。

因此,什么是“理性”?

薛兆丰认为,理性就是这个人亏了2元钱。就是炒股亏了2000元。

这是彻头彻尾的谬误。这是“一元价值论”。



奥派开卷明义,“价值”是多元的,并不存在一元的价值论。

同样一个苹果,随着时间,地点,配套设施,持有人的变化,其“价值”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才需要频繁交易。


因此,并不存在“理性人”的说法。甚至不存在“理性”的说法。

只有人是否在每时每刻,满足了自己“择优”的说法。

(哪怕我在赌场亏了2000元,但我收获了三小时快乐)


人时时刻刻面临选择,包括吃苹果还是吃梨,走路还是开车,蓝衬衫还是白衬衫。

奥派认为,根本不存在“理性人”假设。只有“自由人”假设。

当一个人选择水煮鱼还是火锅时,只要他是“自由”的,没有受任何暴力胁迫,那么他的选择,就是“最优”的。



至于“自由”的结果,是否符合传统意义上的“最优”,是否狭义的“理性”,这其实是很打一个问号的。


我们有理由认为,很大一群蠢材在内耗,在好吃懒做的时候,的确不如有一个“明君”,用鞭子抽打他们,产生的GDP会更高一点。(丧失了快乐)


但是从一个更大的范围讲,纯市场经济,因为其在发明,创新,淘汰垃圾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因此从长期看,“自由”依然比“明君”产生更大的生产力。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篇幅有限,写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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