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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行为的根源:权力的游戏



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罗志恒 贺晨 梁颖


导读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并走向科技战、投资限制、人才交流中断、地缘政治孤立中国等。2019年5月以来,美方大幅提高对华加征关税税率,并切断供应链打压中国高科技旗舰企业华为。

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什么?美方的真实意图及行为根源是什么?中美是否会掉入修昔底德陷阱?

本文从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出发,全面总结美国崛起过程中的英美冲突、美苏争霸、美日贸易战历程以及世界霸权交替的其他国际冲突案例,分析美国行为的根源,并推演中美贸易摩擦的未来走势。

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美国行为的根源,不过是一场权力的游戏:一是从美国国内看,美国部分政客利用了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底层民众情绪以及对新兴大国崛起的恐惧,将矛盾向外转嫁,以获取政治选票;二是从全球博弈看,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进行战略遏制,以公平贸易、国家安全等作为幌子,自由贸易和民主政治的价值观让位于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


摘要


冲突与合作是贯穿国际关系的两大主题,其中,国际冲突具有破坏性、持续性和传染性。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分别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引发国际冲突的根源可分为四类:大国博弈下的权力之争、国家治理模式差异、意识形态差异和文明种族冲突。

巩固霸权地位是美国的根本目标。美国行为的驱动力主要是价值理念和现实利益,但价值理念及治理模式的推广最终服务于现实利益,本质上是披着自由民主基督教外衣的实用主义者和精致利己主义者。具体来看,第一,美国在精神层面追求推广以基督教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和国家治理模式。受到基督教哲学的影响,美国的思维方式与价值体系具有“一元性”,即“非好即坏”、“非敌即友”。基于此,美国对其制度具有超常的自信与优越感,坚信其代表着“正确”的发展模式,需要由美国代表“正义”去纠正与改造“邪恶”势力。第二,美国在现实层面追求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和现实利益,在国际关系中采用“零和博弈”的现实主义思维巩固霸权地位。当美国在占据绝对优势和主导权时更加倡导所谓“民主自由”的价值推广,而在其霸权地位受到挑战时回归现实利益,在关键时刻摒弃民主自由做派,利用其霸权地位,以维护正义、解决贸易冲突和文明冲突等各种幌子打压崛起大国,如70-8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60年代以来的美欧贸易战、美苏争霸及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

从美国崛起及维护霸权的历史看,实用主义及现实主义的理念在其行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1)美国在弱小之时实行政治上的“孤立主义”、经济上的“门户开放”政策,韬光养晦式的低调发展赶超英国。在19世纪下半场,面对德国、美国的崛起,英国将重心放在遏制德国,相对放松了对美国的打压。美国在内战结束后经济快速发展,但其并未直接挑战英国在军事、国际贸易秩序等核心利益领域的霸权地位。二战结束后,英国国力大幅衰弱,美国主导建立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经济、政治、军事、金融等领域全面超越英国,确立其霸权地位。2)在确立其霸权地位后,美国转为“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霸权主义”,并不断打压苏联、日本、欧盟等崛起。其中,欧日在价值理念、治理体系与美国相近,但仍受到遏制。美苏全球争霸:冷战背景下,苏联在经济及军事领域的发展与扩张均对美国的霸权利益和国际战略构成严峻挑战,美国为巩固主导地位,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领域全面遏制苏联,最终苏联解体。美日经济争霸: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美经济争霸从六大行业的贸易战逐步升级为汇率金融战、经济战和科技战,从产业冲突到宏观协调和经济制度冲突,最终以日本金融战败失去挑战美国霸权资格、美国维持世界霸权告终。美欧贸易战:苏联解体后,欧美联盟的基础——共同抗苏的需要不再存在,欧共体(欧盟)的崛起在经济、金融、国际经贸等领域均对美造成威胁,美欧关系进入合作与制衡阶段,双方贸易冲突加剧,美国多次利用 WTO 和单边政策对欧洲进行贸易制裁。但是欧盟并非主权国家,内部存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债务偏高等问题,难以全面挑战美国霸权,因此美国对其打压并未上升到全面遏制的高度。

从世界霸权交替的历史来看,修昔底德陷阱客观存在。新兴大国崛起,希望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守成大国的霸主利益、权威及规则受到挑战,天然具有压制崛起大国的内在动力。除20世纪以来美国的崛起史外,历史上其他经济大国压制新兴崛起国家的案例比比皆是,如17世纪中后期至18世纪中期的英荷海上争霸、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英法之争以及1880-1910年英国对德国的打压等。根据麦迪逊数据,存在“60%定律”(经济学意义上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当新兴崛起大国实际GDP相对守成霸权大国超过60%左右,两国矛盾进入集中爆发期。具体来看,德国统一后,经济持续追赶,德国/英国GDP从1870—1880年的70%左右持续上升到1913年的106%,德国挑战英国霸权,1914年“一战”爆发;德国战败后又迅速崛起,德国/英国GDP迅速上升到1939年的125%,“二战”爆发。苏联/美国GDP从1929年的约30%持续上升到“二战”前的50%左右,美苏冷战期间苏联采取进攻态势正发生于苏联/美国GDP 相对较高的1970年代。日本在“二战”后崛起,日本/美国GDP从战后不到10%上升到1970年代后期的43%,广场协定后因日元升值而继续上升到58%,日美冲突加剧。欧美GDP之比从1951年马歇尔计划结束时的50%上升到1960年代的65%左右和1970年代后期的90%,期间欧美冲突不断,欧洲反美国控制的情绪增加等。2018年,中国GDP规模相比美国达到66%,预计2027年前后,中国GDP规模将超过美国。

美国国家行为的微观基础是国内政客、政治家、企业家、学者、民众等各群体的博弈,内部存在分歧,因此必须将美国政客与政治家、企业家、学者、民众进行区分。政客追求所在政党的利益及自身的政治资本,如总统连任对应的选票。目前特朗普内阁成员对华基本鹰派,采用贸易保护主义,迎合贫富差距拉大背景下的民粹主义和“沉默的大多数”。商界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跨国企业追求所在经营国能最大化保护其利益,美国商会批评中国不公平的贸易环境,希望美国政府敦促中国改进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产业政策等公平竞争政策,但反对特朗普的关税措施。农业、能源、科技、金融、制造业等不同行业因受益不均,各自的诉求亦有差别,农业、能源部门因出口大幅下降而反对特朗普加征关税;科技、金融部门受益于全球化,希望中国扩大金融开放,但反对通过关税解决以及不确定性带来的资本市场动荡;制造业相对而言受益于国内减税和对外加征关税,但是国内劳动力成本偏高、加征关税导致的原材料采购成本上升对冲了其受益程度。美国民众对华的负面评价占比上升,自2012年以来高于积极评价占比,对中国经济实力增长、中国持有大量美债、来自中国网络攻击威胁表示担忧,支持特朗普对华采取强硬措施;但不赞同加征高额关税,认为最终受害者是美国家庭,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和地区,会导致生活成本上升,最终由老百姓买单。总体上,受益于全球化的美国金融和科技企业反对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同时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方面有诉求,农业、能源等部门因加征关税受到实际损害而反对声音较高,美国铁锈州的传统失业工人是支持特朗普对华强硬的主要政治基础;美国政客为迎合民粹主义和“沉默的大多数”以及美国霸权地位受到挑战而态度强硬。

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一场权力的游戏,是赤裸裸的实力竞赛,是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文明的冲突、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都是幌子,国家治理模式、意识形态、地理位置、思想文化等因素均服务于大国博弈。中美贸易摩擦只有两个可能结局,要么我们被遏制,要么伟大崛起。中国积极推动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拥抱全球化,市场经济理念深入人心、民营经济占比和影响力逐步扩大、政治更加民主和法治,因此文明的冲突和意识形态对抗并不能解释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投资限制、技术封锁和地缘孤立等。美国打着贸易战的旗号,剑指中国经济崛起和产业升级,尤其是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战略遏制和“围猎”,试图重演80年代美日贸易战以遏制中国复兴,是过去十多年美方遏制中国崛起战略的延续和升级,服从于世界政经局势、社会意识形态演化以及中美关系变迁,是国际体系权力转移和领导权更迭的必然结果。

短期看,中美贸易摩擦将继续以“升级—接触试探—再升级—再接触试探—双方妥协”的逻辑演化,边打边谈,打是为了在谈判桌上要个好价钱,斗而不破,甚至可能达成阶段性的关于结构性改革和削减贸易逆差的协议。但是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发展高科技和产业升级将难以满足美方要求,中国不会拿发展权进行交换。贸易战打打停停,只会缓和不会结束。即使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特朗普仍有可能撕毁协议。长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

历史是有规律的,凡是不断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断学习进步的民族,就会不断壮大。凡是固步自封、自以为是、阻碍时代潮流的国家,不管多强大,都必将走向衰败。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而在于自身,如何解决民粹主义、过度消费模式、贫富差距太大、美元特里芬难题等。当年美日贸易战,美国不是赢在遏制日本崛起,而是里根供给侧改革的成功。中国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美国,关键在于做好自己的事,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建设自由平等、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我们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自然会得到世界的认同,历史和人民最终会给出最公平的答案。


目录


1 国际关系基本理论:大国冲突缘何而起

1.1 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

1.2 国际冲突爆发的四大原因

1.2.1 大国博弈下的权力之争

1.2.2 国家制度与治理模式差异

1.2.3 意识形态差异

1.2.4 种族与文明冲突

2 国际经验:大国博弈实为“权力的游戏”

2.1 美国崛起前后与主要国家交锋的历史回顾

2.1.1 美国依靠孤立主义崛起,韬光养晦赶超英国

2.1.2 美国确立霸权地位,打压崛起大国

2.2 从大国霸权更替的角度来看,修昔底德陷阱客观存在,守成大国压制新兴崛起国家是必然规律

3 美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诉求和行为根源

3.1 直接原因:缓解贸易失衡,“让美国再强大”

3.2 深层次原因:在位霸权对新兴崛起国家的遏制

3.2.1 美国行为的根源:巩固霸权地位

3.2.2 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大国博弈下的权力之争

4 未来演化


正文


1 国际关系基本理论:大国冲突缘何而起

国际关系是国际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总称,不仅涉及两国之间的政治联系,还包括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和国土安全等内容。纵观国际社会发展史,冲突与合作是贯穿国际关系的两大主题。其中,国际冲突由于具有破坏性、持续性和传染性而得到广泛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主流理论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具体来看,引发国际冲突的根源可分为四类:大国博弈下的权力之争、国家治理模式差异、意识形态差异、文明种族冲突。

1.1 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

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参与者,而大国博弈是零和博弈,国家间冲突的根源在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anarchic structure),因此国际体系是无序的。国际结构(如单极、两级、多级格局)在发生转变时不稳定性凸显,大国之间的博弈必将导致紧张关系加剧或冲突爆发。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流理论,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研究,其提出雅典与斯巴达爆发战争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存在结构性压力:雅典日益强大的崛起,使得斯巴达认为雅典威胁到其利益与安全,双方最终爆发战争。格雷厄姆·艾利森进一步总结修昔底德的观点,并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即“新兴大国在挑战守成大国时战争无法避免”,守成大国会对崛起大国进行防范、对抗乃至遏制、战争。

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通过合作建立规范的国际体系和机制来保证国家间的相互合作,从而限制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自由主义于一战结束后诞生,又称为理想主义,以威尔逊的“十四点” 为代表,崇尚世界和平与无秘密外交。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在于国际制度能规范国家行为,使得各国能保持持续合作,并限制或阻止战争的爆发。其中,新自由主义作为自由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提出非国家的国际组织同样是国际关系的参与者,主张国家不仅考虑相对利益,还要考虑绝对利益,因此国家之间除了竞争,主要还是通过互利合作提高各国利益。

建构主义批判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强调国际关系是一种社会建构,国际政治主要受到价值观、文化和社会归属等观念的影响。建构主义最早由亚历山大·温特提出,强调国际现实是由认知结构所决定的,在这种认知结构的基础上物质世界才具有意义。建构主义还对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假设进行批判,指出无政府状态由是国家造成的、并非先验的不可改变的状态,而是动态可调整的。相比于新自由主义认为规范的国际制度将促成合作,建构主义更加强调文化、身份、认识等非物质概念的影响,认为“认同是利益的基础”。

1.2 国际冲突爆发的四大原因

1.2.1 大国博弈下的权力之争

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存在天然的结构性矛盾:崛起国的进一步发展需要重建国际经济体系与秩序,天然追求权力转移与利益重置;守成大国面对崛起国的发展需要维持原有国际体系,巩固自身主导地位与利益,竭力避免权力转移。基于“权力转移”理论,所有的国家都追求霸权(经济、金融、科技、国防、政治等领域的主导地位),国家以保障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而崛起的大国会挑战守成国创造的国际体系与秩序,对在经济、金融、科技、国防、政治等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守成大国造成威胁。因此,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实力接近或快速缩小的时期最趋向于冲突,守成大国为维持其霸权地位倾向于先发制人。

此外,基于“安全困境”理论,即便一国仅出于防御性目的而增强自身实力,其他国家仍会担心这些行动可能对本国产生威胁,反而导致国家间的冲突加剧。尽管一国仅出于保障自身安全、出于防御目的而增加军事支出,如增加军备、扩充军力、研发武器等,但该行为将导致其他国家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加剧,并将这种增强安全防御的行为视为威胁,正如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源于“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无法避免”。

1.2.2 国家制度与治理模式差异

国家会因本国制度与治理模式差异而采用不同的政策、产生不同的行为。现代国家的建设包含制度与治理两大范畴,其中,制度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基本手段,而治理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之上。伴随国家的发展壮大,其制度和治理模式的选择与完善将因具体国情不同而产生差异。

在经济及贸易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家制度与治理模式的差异易导致两国在经济、外交等领域的冲突。两国的制度、治理模式存在差异,使得两国在经济发展模式、外交手段、法律体系、行政监督、战略布局等领域的理念不同,这将对两国资本在跨国事务中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和障碍,双方经贸关系的加深将进一步放大制度差异带来的分歧,严重时将上升到国家冲突的层面。

1.2.3 意识形态差异

意识形态反映的社会思想特征,不仅涉及政治治理模式、文化观、价值观、世界观等内容,还反映了该国主要阶级代表的立场与利益。因此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将导致两国互不信任及敌对情绪的产生。意识形态是系统反映社会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和文化模式的思想体系,其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是各国在追求国家利益过程中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所做出的历史选择。按阶级内容和它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形态即生产关系,意识形态可分为:奴隶主意识形态、封建主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由于不同阶级的最终诉求不同,因此意识形态的对立通常意味着利益的冲突与阶级的对立,易导致国家之间天然的不信任感与敌对情绪。事实上,意识形态之争一度成为加剧国际冲突的因素。二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冲突充斥在共产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美苏建立北约、华约展开两极对抗为代表。1950-1990年代,欧美发起一股“意识形态终结”的政治思潮,批判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失误、宣扬西方式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并倡导未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性发展,力主实现西方理想民主制度的全球性胜利等。

1.2.4 种族与文明冲突

种族的自我认同感与自我划分在促进同一文明的人民相互信任合作的同时,也使得不同文明的距离与隔阂愈发凸显,因而文明的差异也是引发国家间冲突的一大因素。人会天然地根据所属国家、肤色、语言种类等特征进行自我划分,将不同国家、不同肤色或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群划分为不同的种族。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文明的冲突将成为未来世界冲突的主导形式,其在著作《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提到,“在冷战后时代的新世界中,冲突的基本源泉将不再首先是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是文化。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于不同文化的国家和集体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差异易引发摩擦与冲突,而全球经济一体化催化了文化碰撞所产生摩擦的频率与剧烈程度,如当前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与西方思想的价值观日益剧烈的碰撞等。

2 国际经验:大国博弈实为“权力的游戏”

新兴国家崛起,希望获得更大的权利和话语权,守成大国的经济霸主利益、权威及规则受到挑战,天然具备压制崛起国家的内在动力。历史上经济大国压制新兴崛起国家的案例比比皆是。无论是17世纪中后期至18世纪中期的英荷海上争霸、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英法之争、1880-1910年英国对德国进行打压,还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确立霸权地位后对崛起大国的遏制,尽管表面上看受到国家治理模式、意识形态、地理位置、思想文化等因素影响,但实际上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等差异均服务于大国博弈,大国冲突的实质是权力之争,即守成大国核心利益遭到崛起大国威胁后,为维护其霸权地位而对崛起国家竭尽打压之能。

2.1 美国崛起前后与主要国家交锋的历史回顾

从美国崛起的历史来看,美国在弱小之时实行政治上的“孤立主义”、经济上的“门户开放”政策,韬光养晦低调发展赶超英国,但在其确立霸权地位后,转为“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主义”,并不断打压苏联、日本、欧盟等崛起。

2.1.1 美国依靠孤立主义崛起,韬光养晦赶超英国

英美:经济霸权交替,美国和平崛起

在19世纪下半场,英美关系虽有摩擦但总体较为和平,甚至存在较为密切的利益联系。面对德国、美国的崛起,英国将重心放在遏制德国,相对放松了对美国的打压。19世纪末期,德国、美国经济均快速发展,但最终英国选择全力打压德国,而相对放松对美国的遏制,这一方面与大英帝国重点均衡欧洲大陆各国经济实力有关,另一方面与英美同属盎格鲁-撒克逊人、价值观及文化较为一致有一定关系。此外,美国韬光养晦并保持中立、低调发展经济与军事,与德国的高调崛起、大力发展军事、威胁英国本土及海上殖民势力形成鲜明对比。

尽管美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其并未直接挑战英国在军事、国际贸易秩序等核心利益领域的霸权地位。1865年内战结束后,美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并于1870-1890年超越英国。具体来看,据麦迪逊数据统计,1870-1880年,美国GDP年均增速达5%,同期英国经济增速为1.9%。1872年,美国GDP超过英国本土达1070.7亿国际元。1890年,美国在工业化水平上超越英国,钢铁年产量达935万吨。此外,英美两国贸易联系较为密切,1875-1885年,英国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国,美国对英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68%。尽管美国经济快速发展并超越英国,但美国奉行政治上的“孤立主义”(国际事务保持中立,避免卷入欧洲大国争端)、经济上的“门户开放”政策(基于以经济需求为核心、包含一系列价值理念的开放扩张体系,主张在承认各大国既得利益的条件下,维护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内的贸易和通航自由,确保市场开放、利益均沾),并未挑战英国主导的国际贸易秩序与价值理念,军队数量长期保持较低水平。除1861-1865年美国南北内战时期,美国军队人数在19世纪常年保持在4万人水平,为同期英国的七分之一。

二战结束后,英国国力大幅衰弱,美国主导建立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经济、政治、军事、金融等领域全面超越英国,确立其霸权地位。美国经济于19世纪末超越英国,但美国并未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试图建立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但以失败告终。直至二战后,英国几乎失去了所有黄金储备和海外资产,美国成为最大黄金储备国,以英镑结算的国际贸易体系被美元取代,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金融等领域全面超越英国,占据国际事务主导权,确立其世界霸权。此时距美国经济总量超越英国已过去40年左右,美国实际GDP为英国GDP的3.9倍。

2.1.2 美国确立霸权地位,打压崛起大国

二战以来,美国建立起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体系,在经济、金融、贸易、军事、国际秩序等领域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一旦崛起大国对其权威地位或利益有所挑战则进行打压,前苏联、日本、欧盟等均被美国遏制。

美苏:爆发冷战,在经济、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领域全面对抗

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呈现出波动发展的特点,但整体关系仍以“遏制与反遏制”为主。在冷战背景下,苏联在经济及军事领域的发展与扩张均对美国的霸权利益和国际战略构成严峻挑战。1945年二战正式结束后,美苏战时盟友关系立即结束,经济、军事、政治等领域关系逐渐恶化。20世纪60-70年代,伴随苏联经济逐渐复苏,苏联占美国名义GNP比重维持60%水平。军事方面,美苏展开军备竞赛,苏联在经济复苏还未稳固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军备制造。1950-1990年,苏联大力发展核武、陆军及空军装备,其掌握的核武器数量从大幅落后于美国的5枚,到最终反超美国76.2%,达到37000枚。政治方面,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处于冷战的对峙状态。

具体来看,美苏关系可分为紧张、缓和、再度对峙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苏美冷战初期(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较为紧张。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宣告冷战正式开始。美国方面,1949年北约组织成立,美国和西欧国家正式结成大西洋联盟;苏联方面,1955年以苏联为首的华约成立,两极格局正式确立。第二阶段为美苏关系缓和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石油危机冲击美国经济、美苏两大阵营内部均分化,美苏核均势局面形成,两国聚焦国内经济发展,因此美苏经贸关系有所缓和。第三阶段为美苏关系再度紧张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苏联入侵阿富汗为转折点,苏联在亚非拉地区的扩张对美国的霸权利益和国际战略构成严峻挑战,加剧了苏美的矛盾和斗争,因而美国再次开始在贸易领域对苏联实行全方位、有重点和包围式打击。

为巩固其地位,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领域全面遏制苏联。其中,在经济领域,美国主要通过加征关税、限制美国对苏出口、联合盟友包围苏联遏制其发展等手段对苏联进行打压。在冷战初期,美国一方面通过《1951年贸易条例的附加法令》,取消苏联最惠国待遇,限制从苏联进口的商品并对其施加关税;另一方面,美国于1949年出台《出口管制法》及牵头成立“巴统”,对苏联实行战略物资和高科技禁运,以限制苏联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发展。尽管随后美苏关系伴随国际经济形势变化而有所缓和,但在美苏关系再度紧张期间,美国再次利用其在金融、经济领域的霸权地位对苏进行打压,包括对苏联进行全方位出口管制、联合“巴统”加强对苏的粮食、石油等战略物资与高新技术管制,任何国家想要向苏联出口粮食,首先要获得美国批准。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开始实行“诱压结合”策略,即利用发展经济关系作为诱饵,同时附加政治、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等各种条件,最终迫使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彻底改变。


美日:贸易摩擦升级至汇率金融战、经济战,产业冲突升级至宏观协调和经济制度冲突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伴随日本崛起,美日经济实力的差距迅速缩小,美国打压日本局势愈演愈烈。从195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的三十多年,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尽管受到1985年广场协议日元升值的影响,但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占美国名义GDP比重基本维持在40%以上,日本产品迅速抢占美国市场,冲击美国利益。日美爆发贸易战,双方经济争霸也从六大行业的贸易战逐步升级为汇率金融战、科技战、经济战,从产业冲突到宏观协调和经济制度冲突,最终以日本金融战败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美国维持世界经济金融霸权告终。

其中,六大行业贸易战先后涉及纺织品(1957-1974年)、钢铁(1968-1992年)、家电(1970-1980年)、汽车(1981-1995年)、电信(1981-1995年)和半导体行业(1978-1996年),涉及行业的演进与日本从轻工业、重化工业升级至高科技产业的进程同步。贸易战的方式,从早期的日本“自愿限制出口”和贸易数值管理(纺织、钢铁、家电)演变至不得不接受扩大进口、取消国内关税(如汽车)、开放国内市场(如电信)、对出口美国的产品进行价格管制、设定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占率指标(如半导体产品)等条件。为规避关税和汇率风险,日本汽车、家电厂家选择直接赴美投资,继而引发投资摩擦,日本与美方签订相关协定后,日本的棉织品、彩电、钢铁、汽车等产品出口均出现明显下滑,但是日美贸易战并未根本解决贸易失衡问题。

贸易战之外,美国还对日本挑起了汇率金融战强行使日元升值降低日本产品竞争力、经济战强行改变日本经济结构和政策等。1985年,在美国的主导和强制下,美、日、德、法、英等签署了“广场协议”,日元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升值;1989年,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要求日本开放部分国内市场,并直接强制日本修改国内经济政策和方针,此后日本政府通过举债的方式进行了大量扩大内需的公共投资。

货币放水刺激经济,宏观政策应对失误导致日本金融战败、失去挑战美国霸权资格、美国维持世界霸权告终。日本“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出口增速大幅下降转负(日元计价),经济增速和通胀水平双双下行,为应对“日元升值萧条”以及美国要求日本扩大内需,日本银行不断放松银根。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国内流动性过剩,推升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投机热潮以及泡沫。“日本第一”的认知、政府及国民心态在80年代的过度膨胀、担心紧缩政策导致美元贬值,使得日本政府及央行(日本银行)错过宏观调控的最佳时机。1989年5月开始连续五次过快过急的加息及地价抑制政策最终导致了泡沫破裂和危机产生。



美欧:保持密切联系,合作与制衡并存

欧洲的日益强大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利益需求不一致,导致美欧关系龃龉不断。二战以来的美欧关系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美苏冷战时期,此时期美欧关系有两大特征:一是联盟与合作,二是控制与反控制。美苏冷战期间,欧洲作为牵制苏联的盟友,其与美国的关系随着美苏形势的转变而变化。第二阶段是苏联解体后,欧美联盟的基础——共同抗苏的需要不再存在,欧美开始调整各自的内外政策,合作基础有所松动。此外,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使得其对美国的威胁增加。

欧共体(欧盟)的崛起,在经济、金融、国际经贸等领域均对美造成威胁。经济方面,伴随欧共体实力的逐步壮大, 20世纪70-80年代,欧共体占美国名义GDP比重超过60%,并随着成员国的增加而提高,欧盟成立后,其与美国GDP比值一度超过100%。金融方面,欧元的启动导致世界外汇储备重新调整,对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欧元与美元竞争,改变了国际金融市场交易中一贯使用美元结算的局面,削弱了美元在国际金融中的霸主地位。经贸方面,欧共体(欧盟)采用的共同市场政策,使得其从美国进口产品的需求大幅缩小,同时与美争夺第三方市场,美国利益受损。如自1981年期欧共体成为小麦净出口国,而法国作为欧共体内部的农业大国,在共同农业政策保护下,小麦贸易顺差增长幅度于60年代初期开始超过美国。

美欧关系进入合作与制衡阶段,期间双方贸易冲突加剧,美国多次利用 WTO 和单边政策对欧洲进行贸易制裁。20世纪60年代起,美欧贸易摩擦不断,贸易战先后涉及鸡肉、小麦、牛肉、转基因等农产品、钢铁制造业以及民航补贴等高科技领域。WTO成立之前,美欧贸易战通常单边制裁为主,双方通过加征关税、提高补贴等手段进行报复。WTO成立后,此阶段的美欧贸易纷争逐渐转为诉诸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以协商解决为主。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欧盟并非主权国家,内部存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高债务的问题,因此也难以全面挑战美国霸权,美国对欧盟的打压并未上升到全面遏制的高度。



2.2 从大国霸权更替的角度来看,修昔底德陷阱客观存在,守成大国压制新兴崛起国家是必然规律

新兴国家崛起,希望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守成大国的霸主利益、权威及规则受到挑战,天然具备压制崛起国家的内在动力。除20世纪以来美国的崛起史外,历史上其他经济大国压制新兴崛起国家的案例比比皆是:如17世纪中后期至18世纪中期的英荷海上争霸,英国为扩张其贸易份额和海洋控制权,挑战荷兰海上贸易领导权,两国经济冲突最终演变为地缘政治冲突,最终曾经的“海上马车夫”失去了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地位,“日不落帝国”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又如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英法之争,法国大革命使得法国再次崛起并威胁到英国的霸权地位,英法军事冲突不断升级,最终英国推动成立“反法联盟”并成功击败法国;再比如1880-1910年英国对德国的打压,俾斯麦统一德国后,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军事和经济强国,英国将其视为心腹之患,对德国进行打压,两国展开军备竞赛,最终爆发一战等。

根据麦迪逊数据,存在“60%定律”(经济学意义上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当新兴崛起大国实际GDP相对守成霸权大国超过60%左右,两国矛盾进入集中爆发期。具体来看,德国统一后,经济持续追赶,德国/英国GDP从1870—1880年的70%左右持续上升到1913年的106%,德国挑战英国霸权,1914年“一战”爆发;德国战败后又迅速崛起,德国/英国GDP迅速上升到1939年的125%,“二战”爆发。苏联/美国GDP从1929年的约30%持续上升到“二战”前的50%左右,美苏冷战期间苏联采取进攻态势正发生于苏联/美国GDP 相对较高的1970年代。日本在“二战”后崛起,日本/美国GDP从战后不到10%上升到1970年代后期的43%,广场协定后因日元升值而继续上升到58%,日美冲突加剧。欧美GDP之比从1951年马歇尔计划结束时的50%上升到1960年代的65%左右和1970年代后期的90%,期间欧美冲突不断,欧洲反美国控制的情绪增加等。2018年,中国GDP规模相比美国达到66%,预计2027年前后,中国GDP规模将超过美国。

经济实力只是国力的一方面,当新兴崛起国家经济总量超过守成大国,并不意味着霸权更替,还需考虑军事、政治、科技、国际规则主导能力等方面。从美国经验来看,在GDP超过守成大国后,还需经历40-50年,综合国力全面提高后,新兴崛起国家才能真正成为霸主。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这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军事竞赛、产业技术斗争的结果。各国国力增长速度不同、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变革等因素均将带来世界大国的兴衰变化。


3 美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诉求和行为根源

3.1 直接原因:缓解贸易失衡,“让美国再强大”

美国促使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直接目的是缓解贸易失衡,迫使中国进一步对美开放市场,“让美国再强大”。2018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其中,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逆差来源的47%。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一方面是由于美国认为中国存在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强制技术转让、国企补贴、产业政策等问题,美国企业受到“不公平”待遇;另一方面,美国国内贫富差距加大,当前中国成为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重要对象,与60年代西欧、80年代日本类似。

美方认为中美贸易失衡和美国制造业衰落主要责任在于中方,希望系统性解决中国的深层次体制机制和结构性问题。因此,特朗普政府掀起中美贸易战,对外提高关税,对内大幅减税,既提高美国进口的成本,也降低在美生产成本,以期达到吸引资本回流和“再制造化”的目的,进而实现“让美国再强大”。

3.2 深层次原因:在位霸权对新兴崛起国家的遏制

尽管国家治理模式、文明及意识形态差异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我们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在于大国博弈下的权力之争,是美国在位霸权对中国新兴崛起国家的打压与遏制。

3.2.1 美国行为的根源:巩固霸权地位

美国行为主要受价值理念和现实利益的推动。第一,美国在精神层面追求推广以基督教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和国家治理模式。第二,美国在现实层面追求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和现实利益,在国际关系中采用“零和博弈”的现实主义思维巩固霸权地位。第三,国家行为是一种“人格化”的外在集体行动,其微观基础是美国国内政客、商界、民众等各阶层、各群体的博弈,内部存在分歧,因此必须将美国政客与政治家、企业家、学者、民众进行区分。整体来看,价值推广最终服务于现实利益,现实利益的巩固有助于美国进一步推广、输出、甚至强迫他国接受其“美国第一”、“民主制”的价值理念。

价值理念方面,美国国家治理制度、信仰、价值观以及文化发轫于以基督教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促使美国捍卫并推广其治理模式与价值理念。美国作为基督教信仰浓厚的国家,其教义具备唯一性,上帝作为唯一的真神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先验性,并有强烈的将自身价值观念普世化的愿景。以基督教义为核心的理念熏陶着美国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并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结合,这从美国常年宣扬其是“上帝的选民”、“天佑美国(God Bless America)”等理念中可见一斑。总体而言,受到基督教哲学的影响,美国的思维方式与价值体系具有“一元性”,即“非好即坏”、“非敌即友”。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美国对其制度具有超常的自信与优越感,坚信其代表着“正确”的发展模式,任何“邪恶”的势力需要美国代表“正义”去纠正与改造。

现实利益方面,美国作为一个整体追求国家霸权利益。尽管美国及其民众受到基督教义的熏陶与激励,倡导民主与自由,但其本质依然是注重现实利益的利己主义者,这使得美国在国际关系中采用“零和博弈”的现实主义思维巩固霸权地位。

微观基础方面,美国国家行为的微观基础是国内政客、政治家、企业家、学者、民众等各群体的博弈,内部存在分歧,因此必须将美国政客与政治家、企业家、学者、民众进行区分。政客追求所在政党的利益及自身的政治资本,如总统连任对应的选票。目前特朗普内阁成员对华基本鹰派,采用贸易保护主义,迎合贫富差距拉大背景下的民粹主义和“沉默的大多数”。商界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跨国企业追求所在经营国能最大化保护其利益,美国商会批评中国不公平的贸易环境,希望美国政府敦促中国改进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产业政策等公平竞争政策,但反对特朗普的关税措施。农业、能源、科技、金融、制造业等不同行业因受益不均,各自的诉求亦有差别,农业、能源部门因出口大幅下降而反对特朗普加征关税。2019年5月美国大豆协会主席DavieStephens向特朗普表示,中美关系恶化使得美国农民销售额大幅下降,并逐渐失去中国市场,对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消除关税。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LNG)进口国,美国是LNG出口增速最快的国家,而中美贸易摩擦将削减美国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量。2019年前四个月,仅有2艘LNG运输船从美国驶向中国,而2018年前四个月共有14艘。科技、金融部门受益于全球化,希望中国扩大金融开放,但反对通过关税解决以及不确定性带来的资本市场动荡。制造业相对而言受益于国内减税和对外加征关税,但是国内劳动力成本偏高、加征关税导致的原材料采购成本上升对冲了其受益程度。美国民众对华的负面评价占比上升,自2012年以来高于积极评价占比,对中国经济实力增长、中国持有大量美债、来自中国网络攻击威胁表示担忧,支持特朗普对华采取强硬措施;但不赞同加征高额关税,认为最终受害者是美国家庭,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和地区,会导致生活成本上升,最终由老百姓买单。总体上,受益于全球化的美国金融和科技企业反对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同时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方面有诉求,农业、能源等部门因加征关税受到实际损害而反对声音较高,美国铁锈州的传统失业工人是支持特朗普对华强硬的主要政治基础;美国政客为迎合民粹主义和“沉默的大多数”以及美国霸权地位受到挑战而态度强硬。

综合来看,巩固霸权地位是美国的根本目标和行为根源。美国行为的驱动力主要是价值理念和现实利益,但价值理念及治理模式的推广最终服务于现实利益,本质上是披着自由民主基督教外衣的实用主义者和精致利己主义者。纵观百年来美国的发展历史,美国在占据绝对优势和主导权时更加倡导所谓“民主自由”的价值推广,而在其霸权地位受到挑战时回归现实利益,在关键时刻摒弃民主自由做派,利用其霸权地位,以维护正义、解决贸易冲突和文明冲突等各种幌子打压崛起大国,如70-8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60年代以来的美欧贸易战、美苏争霸及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

3.2.2 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大国博弈下的权力之争

中国的日益强大对美国造成全面威胁,中国经济崛起挑战美国经济霸权,中国进军高科技挑战美国高科技垄断地位,中国重商主义挑战美国贸易规则,中国“一带一路”挑战美国地缘政治,中国发展模式挑战美国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逐步上升,2018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6%,而广场协议签订前日本GDP占美比重为40%。按照6%左右的GDP增速,中国大约在2027年前后有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高端制造业方面,按照中国十九大报告的发展规划,制造业2025将使中国在21世纪成为制造业主导者。新经济领域,中国独角兽发展迅速,仅次于美国,截至2018年底,中美独角兽企业分别为88家、151家,中美全球占比76.3%。此外,华为等一批优秀企业在5G等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挑战美国领先地位,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将影响美元储备货币地位。

美国对中国的遏制由来已久,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不过是过去十多年美方遏制中国崛起战略的延续和升级。200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就将中国定义为“潜在竞争者”,随后爆发次贷危机,美国忙于应对国内经济;随着美国经济复苏以及中国日益崛起,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首次定位为“战略性竞争对手”。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方就大力推行一体两翼、两翼张开(TPP、TTIP)的经济战略,以及“战略东移”的军事战略。

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一场权力的游戏,是赤裸裸的实力竞赛,是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文明的冲突、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都是幌子,国家治理模式、意识形态、地理位置、思想文化等因素均服务于大国博弈。中美贸易摩擦只有两个可能结局,要么我们被遏制,要么伟大崛起。中国积极推动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拥抱全球化,市场经济理念深入人心、民营经济占比和影响力逐步扩大、政治更加民主和法治,因此文明的冲突和意识形态对抗并不能解释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投资限制、技术封锁和地缘孤立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是打着贸易战的旗号,剑指中国经济崛起和产业升级,尤其是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战略遏制和“围猎”,美方试图重演80年代美日贸易战以遏制中国复兴,是过去十多年美方遏制中国崛起战略的延续和升级,服从于世界政经局势、社会意识形态演化以及中美关系变迁,是国际体系权力转移和领导权更迭的必然结果。

4 未来演化

短期看,中美贸易摩擦将继续以“升级—接触试探—再升级—再接触试探—双方妥协”的逻辑演化,边打边谈,打是为了在谈判桌上要个好价钱,斗而不破,但是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发展高科技和产业升级将难以满足美方要求,中国不会拿发展权进行交换。贸易战打打停停,只会缓和不会结束。即使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特朗普仍有可能撕毁协议。

未来半年到1年,决定中美经贸关系走向有五个重要变量和关键节点:1)2020年总统大选将在2019年下半年启动,对华强硬的贸易政策将再度成为候选人赢取选票的策略,对华强硬的贸易政策大概率延续,“中国威胁论”等论调可能再次甚嚣尘上;2)美国经济见顶回落和美股回调的速度,美国一季度经济超预期使得特朗普对华强硬的底气增加,但本次经济超预期主要是净出口和政府支出的增加,内生的消费和投资较弱,若中美贸易摩擦再度加剧,美国经济和股市将面临下行,将制约特朗普的强硬态度;3)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中方持续改革开放,放宽市场准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改革国企等,既符合自身需要,也释放谈判诚意;4)6月28日G20日本大阪峰会中美双方领导人再次会见,在会见中可能达成休战甚至进一步的合作,如同2018年12月阿根廷峰会;5)美国引发其他国际争端牵制中国,美方可能借助朝鲜、伊朗、南海、台湾等问题牵制中国,以换取中方的让步。

长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美国两党对华强硬已达成共识。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美产业分工从互补走向竞争以及中美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上的差异,近年美国政界对中国看法发生重大转变,鹰派言论不断抬头,部分美方人士认为中国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这是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长期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贸易摩擦,还是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网络、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全方位综合实力较量。美国积累起贸易(对华摩擦的五大方面)、货币金融汇率(对日本)、资源战(对欧洲)的多维打击经验和手段。

历史是有规律的,凡是不断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断学习进步的民族,就会不断壮大。凡是固步自封、自以为是、阻碍时代潮流的国家,不管多强大,都必将走向衰败。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而在于自身,其应重点关注如何解决民粹主义、过度消费模式、贫富差距太大、美元特里芬难题等。当年美日贸易战,美国不是赢在遏制日本崛起,而是里根供给侧改革的成功。中国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美国,关键在于做好自己的事,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建设自由平等、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我们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自然会得到世界的认同,历史和人民最终会给出最公平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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